精神病人上訴案引出的法律問題論文

被告人閆某因對政府舊城改造和房屋拆遷產生不滿情緒，遂持刀闖入政府辦公大樓將一名干部砍傷(輕傷)，一審以犯尋釁滋事罪判處閆某有期徒刑二年。閆某提出上訴，要求二審為其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經二審法院委托省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委員會鑒定，閆某確為精神分裂癥患者，仍處于疾病期。

二審期間，隨著訴訟進程的發展，出現了許多程序性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不大，但卻直接影響訴訟的進行和被告人的實體權利。仔細斟酌，發現許多辦案思路和習慣并沒有真正體現法律的本意。

一、首先，精神病人能否僅以自己的名義上訴?顯然不能，既然不能，是否應該否認其提出上訴的效力，按無效上訴處理，從而直接導致一審判決的生效呢?這樣做，顯然有失偏頗也不妥當。本案被告人閆某一審時未予鑒定，是按其神志正常下判的，宣判時被告人當即表示要上訴(宣判筆錄中記載)，一審法院依法將案件材料報送二審法院，并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二審受理后，在訊問被告人時發現被告人本人并不愿意上訴，是其近親屬(一審辯護人，不是法定代理人)未經其同意提出上訴的，而且唯一的上訴請求就是要求對被告人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雖然在鑒定前暫時還不能從法律上認定其為精神病人，但經過閱卷，發現被告人有精神病史，多年來一直病休在家，單位和居委會均按精神病人對待，因此，鑒于這種狀況，不應僅憑被告人自己的個人意思表示判斷處理，更不能據此簡單地否認其上訴的有效性。盡管最終其親屬未征得其同意而以其名義提出上訴，是因為親屬一直認為其是精神病人，且在一審時即已提出鑒定申請。而究竟是否有病乃至承擔刑事責任，在人民法院審理判決前還不得而知，只能存疑。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發，應暫按有病處理為宜。程序上的小小瑕庇完全可以合理補救：即征求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見，如其同意上訴，便會產生對上訴的有效性予以追認的效果，本案則繼續審理；如其不同意上訴，則上訴無效，原審判決在上訴抗訴期滿后生效�？傊�，遇到這樣的問題，不宜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以無效上訴處理，從而直接剝奪了被告人享有的訴權，表面上看是程序公正的體現，實際上未貫徹疑案從輕的原則，由于機械死板地適用法律條文，導致這樣一種現象：個案正義未能實現，卻連普遍正義也丟掉了。疑案從輕的原則不僅僅要體現在實體的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上，而且還要在程序的操作上亦應有所體現，這樣才能全面的展示現代刑法對人權的尊重和文明司法的價值取向。

二、上訴案件審理中，當案件事實發生變化，出現新的事實和重要證據，應發回一審重新審理，這樣控辯雙方對新的事實和證據可以各抒己見，當庭質證、認證，宣判后，不服者皆可上訴或抗訴，有利于雙方特別是保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但并非每案必須發回重審，如本案中，上訴人請求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實務中，有觀點認為，先由原審法院組織鑒定。如鑒定沒有病，則維持一審判決；如鑒定有病，則只能發回重審。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不盡合理，發不發應區別不同情況對待。如經過開庭審理，并且控辯雙方對案件事實、證據和法律適用均無異議，一審無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情形，完全可以在二審判決結案；如有異議，再發不遲。具體理由如下：

<1>《刑訴法》189條(三)項規定：“原判決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具體到本案，被告人閆某的法定代理人在一審時即已申請精神病鑒定，但未予準許。二審鑒定后，閆某確為精神病人，無刑事責任能力。如開庭審理時，控辯雙方對被告人患精神病的事實和鑒定結論等新的證據均無異議，而且在適用法律上亦無分歧意見，依法改判理所當然，順理成章的事。如此，即使不發回重審，不走一審程序，也不會剝奪和限制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影響公正審判。而且在實體上，使被告人盡早獲得公正的判決，客觀上也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其合法的權利，符合立法精神和刑事訴訟理念的要求。

<2>二審作出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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