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的群己權界問題

　　當年，嚴復先生在移譯穆勒的《論自由》（本書今譯書名）一書時，直接將其取名為《群己權界論》。此中立意極其深遠。在中國的話語歷史中，他第一次將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問題凸現出來，也使中國在公私之間進行明確區分的現代性努力開始萌芽——這一點將會被后人追認。盡管后來嚴先生轉向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擁抱，但他對穆勒著作的翻譯，依然標志著一個全新觀念在中國的誕生。

　　在隨后的思想史論爭中，梁啟超和孫中山對這一問題也作出了深刻的剖析。梁先生的“新民”訴求，實際上是對具有公民精神的人格主體的呼喚，從而讓他們共同參與到國家事務中來。而孫先生對中國人的認定是“自由太多”，因而得出加強組織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的結論。考慮到那時內憂外患的歷史境遇，當時及隨后的思想者們來不及對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的深入領會和地道堅守，就將自由主義對群己兩分的基本信條或漠視了或拋棄了。而這一趨勢隨著后來一個全國性政黨政府的建立走向了頂峰。其根源在于，中國全面社會危機下的救亡和社會動員的現實功利目標。后人對此可能不應太過苛求前人。

　　問題是，現在的中國已經步入后全能主義的政治和社會形態：社會日益在爭取著本應屬于自己的利權空間，公民個體的權利意識也日益覺醒。在一個從未有過嚴格的群己利權劃分傳統和相應觀念的中國，這一“歷史遺留問題”便不可避免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雖然這是一個過于基礎性的問題，但是因為主流意識形態對此問題的回避和歪曲，以及中國人際關系和權力體系的特殊性——主要是在中國公共權力領域中過度浸透的私人性等“潛規則”，中國當前的群己權界問題依然混淆不清，而且和其他各領域內部的混淆不清相互糾纏。由此而來的后果已一次次得到彰顯，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和相關爭論。

　　這是我們思考的現實起點。

　　因為公共權力沒有一個確定的限制，而私人權利又沒有法定的有效保護，中國公共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的事情便常有發生。個人受到或隱蔽或顯明的權力壓迫或監控的境況更是處處皆是。而大家都快習以為常了。在最核心權力中樞尚未走向民主和權力制衡的現有情勢下，官方、民眾和相當部分的知識精英將保護公民權利的期盼放在了對法治的追求上。這一訴求情有可原，也是現實條件下可以努力出成效的方向。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追求如果在沒有根本理念和規則上的支撐，它將不可能走得很遠，也不可能得到問題的根本性解決。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需要補上“群己權界”這一課，也是憲政問題的根本一課。

　　在這一問題上，沒有所謂的“中國特色”，也不應有因為它是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而產生的偏見。否則，其他的理性爭論將無從談起。

　　筆者近年來關注社會上爭論的一些熱點問題，發現國人思考的癥結正在這里：正是因為中國各方面在群己利權的邊界問題上沒有共識和相關的制度保障，才使我們的問題變得復雜不堪，而相關的法律補救也顯得并非是長遠之計。

　　這一類的問題有：新婚姻法事件，主要是對“包二奶”現象的法律設計；公民在私人空間里的活動自由問題，如去年延安某夫妻看黃碟的事件；學生能否在校外租房 ——今年北大就作出“學生不能外出租房”的規定；學生的戀愛自由問題，前不久成都某高校因探測到教室內一對學生接吻，便以“非法性行為”的名義將他們開除。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引起熱烈爭論的社會事件，其實預兆著我國今后政治生活和法治生活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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