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之后-東莞市調研報告

　　2003年，由慘痛的孫志剛事件為引線，全國掀起了對實行20余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現實弊病的揭露和對其合法性的質疑，要求廢除該制度的民意吁求不斷高漲。2003年6月18日，國務院正式宣布廢止1982年5月發布實施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并通過了體現人文關懷的新型管理規范-《城市生活無著的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救助管理辦法》）。

　　然而，在多數民眾對這一制度的變革和轉型表示歡迎與贊賞的同時，輿論中又出現了懷疑的聲音。這種懷疑聲音的主要起因來自三個方面：

　　其一，在收容遣送制度廢止后的兩三個月內，一些城市的違法犯罪率呈明顯上升趨勢，社會治安面臨嚴峻的挑戰，部分市民深感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受到更多威脅。

　　其二，收容遣送制度廢止之后，一些大型城市的流浪乞討現象劇增，并且顯示出以下狀況：大量流浪乞討人員出現在城市繁華地帶，白天行乞，晚上露宿街頭；乞討人員向路人甚至正在開車駕駛的人強要硬討；越來越多的少年兒童或者自己行乞或者由成年人帶領行乞；有組織的乞討也逐漸凸顯；等等。這些狀況引起部分市民的不滿和嫌惡，維護市容、衛生、交通、秩序甚至人身安全等的呼聲也就隨之而起。有些城市旋即出臺劃定“禁討區”的規定。

　　其三，新型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制度，以自愿接受救助為原則。但是，從實際運作的情況看，大部分流浪乞討人員寧愿過著流浪乞討的生活方式，也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制度的價值，包括先前支持該制度的人所認為的人文關懷價值，似乎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

　　鑒于違法犯罪率的上升與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在時間上恰成吻合，流浪乞討現象劇增給城市治理又造成許多新的問題，而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制度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樣發揮其救助作用，因而，有人對收容遣送制度如此迅捷的廢止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

　　那么，收容遣送制度廢除的效應究竟如何？違法犯罪率的上升是否真地與該制度的廢除有關？普通民眾和公務人員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制度的實效是怎樣的？流浪乞討帶來的城市社會問題的真相如何？政府在管理上的應對措施是什么？帶著這些問題，九三學社東莞市委和北京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在東莞市政協的支持下，合作進行了一次為期3天（2004年6月7日－9日）的調研活動。

　　本次調研的主要方式是訪談。盡管調研時間和方式受到局限，對我們所欲了解的問題無法獲得客觀、準確的信息并進行有效的分析，但在與東莞市政府、市政協、法院、公安局、救助管理站等部門的公務人員訪談以后，我們對有關問題有了初步的認識。

　　我們的主要結論是：

　　1、2003年6月－8月的違法犯罪率上升，確與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有著一定的關聯，但必須全面地看待這一復雜的關聯，而不是簡單地將其作為質疑收容遣送制度廢除的理由。造成這種復雜關聯的最根本原因是，收容遣送制度在廢除之前，實際上已經成為城市外來人口管理和治安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盡管這種作法存在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弊病）；而以救助為宗旨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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