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法服務的“現代化”

　　“為人民服務”作為普遍的行為準則曾經根深蒂固于全中國百姓的心底，一度更成為考量我國家機關和全體公務員工作態度和行為作風的基本標準。就審判機關而言，從“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審判人員深入田間地頭“坐地問案”、息訟定爭到我國審判機關協同各界展開“三五普法”等等，“服務”的思想、意識一直持久地作用于我國的司法機關和人員。秉承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我國司法機關為經濟發展、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第九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所作工作報告中提出人民法院要“強化服務意識，弘揚司法文明”。以此為契機，最高人民法院號召全國法院系統樹立服務意識，推行“親民、便民”改革措施。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以“親民、便民”為中心的司法服務方針下達后，實務界有不究緣由，盲聽盲從者；有觀望、徘徊，憂郁不決者；亦有懷疑、腹誹，舉步怠前者。究其緣由，我們認為，要重塑現代司法服務的理念，確存在種種障礙與誤區。

　　（一）理論的誤區。在建國后數十年，包括審判權在內的司法權運作的獨立程度極低，在相當長時間內司法機關甚至缺失。司法權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行政權附隨的角色。如今，盡管受國體所囿，我國政體無須“三權分立”，但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原則已為憲法所確立，國家權力重心有向司法機關傾斜的趨勢，隨著我國行政法及行政訴訟法的發育，法院作為審判權力機關在“創建一個限制專橫官僚行為發生的可能性的約束機制”［1］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有觀點認為，司法界大可不必再堅持早先源于“行政權付隨角色”的服務理念，審判權力中心論、司法獨立、制約行政權等應當成為時代所需的理論主導。屏棄司法“絕對工具論”的同時，將司法服務與審判權獨立相對立，此乃理論誤區之一。“在文明社會，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人都被承認具有某些與生俱來，不言自明的權利；而為了維護社會的秩序，公民又把一些權利以權力的形式賦予國家。以權利制約權力，以權力維護權利，社會就在這種權利和權力的相互制衡和尊重中運轉著”。［2］故在強調權力獨立論、中心論的同時，勿忘權力的“本能”之一乃維護權利為權利實現而服務。

　　近年來，西方司法制度乃至司法理念的引入與移植在中國司法改革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其中，正當程序的獨立價值，司法的中立性與被動性等理念被“廣為傳誦”。“中立”作為司法程序的公理，勿庸質疑。然，“司法服務懷疑論”認為，“法律具有超越政治的獨立性，它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運行，不為任何政治利益所左右。這要求法院在適用法律的時候完全根據法律和理性行事，……落實到具體解決糾紛的法官頭上，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裁判權時切實做到客觀，公正、不偏不倚”；［3］同時，“與立法權和行政權的主動性相比，司法權……審判權的行使具有明顯的被動性特征”，［4］若倡導司法的服務功能，易迷失司法的被動與中立。因噎廢食，此乃誤區之二。中立性與被動性確屬司法程序的普遍規律，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認為，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國家機關皆須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在遵從司法規律，不違背司法正當程序的條件下，司法仍應當為服務于國家利益。

　　（二）觀念的偏差。司法改革應當追求的目標之一為“樹立司法的權威性”，“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對法律的依賴要轉化為對法院的依賴”。［5］司法權威觀念本無謬誤，但在樹立司法權威過程中，伴隨產生了一種觀念：“親民、便民”易令司法喪失“使人敬畏的尊嚴”，［6］此為偏差之一。誠然，“國家法律必須保持一定的震懾力和權威性”，［7］而“司法越具有權威性，則表明法律越具有權威性”，［8］但司法的權威性應當“并不是指法官應當具有高高在上、使人懼怕的威嚴的威懾力量，也不是指法院應當象封建衙門那樣使人感到恐懼”，“……也不應當使人民產生心理上的隔膜和畏懼，相反，而應當使人民感到親切和心理上的認同”。［9］不僅如此，“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根本目的都不應當是為了確立一種威權化的思想，而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調整社會關系，使人們比較協調，達到一種制度上的正義”。［10］“司法的權威性和民主性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司法只有具有民主性，才能真正體現司法的權威性”。［11］盡管司法的民主性在學術界尚有爭議，［12］但我們認為，司法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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