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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比較及其現代意義
摘要：縱觀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學說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從其影響力來說，儒法兩家是足具影響力的學派。可以說，中國傳統法制乃在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不斷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對當代依法治國和以人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響。
一、儒家思想概說②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于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并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二、古代意義之法治③
可以說，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征：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準”為工具。這一“物準”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④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準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準”去準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
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所以說“禮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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