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中國法學家流派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有史以來中國法學最繁榮發達的時期。近年來，為迎接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法學界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法學做了許多回顧和總結。這些回顧和總結總體說來是比較全面的，但對“法學家的派別問題”還缺少必要的討論。為了更全面地把握過去，面向未來，本文從氣質和風格上對法學家進行了流派劃分，有所褒揚，也有所批評，更有所企盼。由于資料和水平等等的限制，本文的缺點和錯誤在所難免，真誠希望被評論者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一）紅派

　　所謂紅派法學家，就是學術上走紅，學術理論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政治上得到寬容，三十來歲就能當上博導的一批法學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利明、趙秉志、陳興良，北京大學的武樹臣，武漢大學的黃進，等等。

　　北京的主要法學雜志，《中國法學》、《法學研究》、《法學家》、《中外法學》、《政法論壇》等等，幾乎成了紅派法學家們的私人刊物，來稿必發。他們都是特別能寫作的人，加之有足夠的陣地，因此，他們便成了“制造論文的機器”。文章多而不濫，篇篇皆有創見。一般以專業性的學術問題為主，不涉及重大原則問題，至少不率先涉及重大原則問題的探討。故既能在學術上走紅，又能獲得政治上的寬容。

　　王利明的代表作有《國家所有權研究》，《侵權行為歸責原則研究》，等等。趙秉志的代表作有《犯罪未遂的理論與實踐》，《妨害司法活動罪研究》，等等。陳興良的代表作有《共同犯罪論》，《正當防衛論》，《罪刑法定的當代命運》，《刑法哲學》，等等。武樹臣的代表作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法律思想史概論》，等等。黃進的代表作有《國家及其財產豁免問題研究》，《區際沖突法研究》，等等。

　　（二）黃派

　　所謂黃派法學家，就是能將法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極有價值的改革建議，從而有力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司法體制改革的的法學家。他們善于聯系實際，善于運用法學原理進行現實批判，關注民生，力主改革。他們不僅著述豐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們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黃金般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主要觀點和主要主張。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中國法學》雜志社的郭道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梁慧星，等等。

　　黃派法學家的主張不僅在學術界很有影響，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影響。他們的理論和主張往往比改革進程快一步，且往往是在重大原則性問題上比改革快一步，故在政治上既受重視，又不是很走紅，總是給人一種沉重感。他們的文章并非都能公開發表，越是沉重的文章越是不能公開發表，不過也不是不能流行。他們往往通過“報告”、“講座”、“會議交流”等形式發布自己的理論主張。

　　江平曾經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八十年代末離職后繼續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至今。最有影響的一篇報告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央黨校的報告，題目是《市場經濟的法律機制》，受到高度歡迎和重視，并通過錄音、錄相等形式廣泛傳播，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中央黨校報告選》一九九七年第一期也全文發表了這個報告。該報告的理論基調雖然沒有完全被《十五大報告》吸納，但許多觀點已經受到政界、法學界以及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其基本內容無疑會成為今后一段時期經濟立法的指導性理論，其基本精神估計在三五年之后就會成為中國高層領導的理論基調。江平的基本主張就是不以所有制性質來劃分市場主體，市場主體在法律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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