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善共善自由與國家關系論文

　　政治價值目標和倫理價值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政治的道德性和倫理目標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政治倫理學的主要內容。19 世紀兩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主義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進入19 世紀70 年代，隨著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凸顯，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轉變，新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格林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先驅”。

　　在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轉化的過程中，自由主義從以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為核心的唯理主義論證方式向多種論證方式轉變。格林采取的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與倫理主義的論證方式是以道德的“共善”理念為基礎論證個人自由、國家理念等的合理性。善、至善與共善在格林視野里呈現的方式、“共善”理念如何推導出個人自由以及“共善”如何才能實現等就是文中討論的主要問題。

　　一、已有的研究

　　坐標格林政治倫理中呈現的對維多利亞時代社會中出現的科學與宗教對立的應答以及試圖用“道德善”為核心概念對當時洛克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的修正并沒有引起同時代的政治思想家的足夠關注。霍布豪斯發現了格林揭示的個人與社會的聯系是一種倫理紐帶而非法律紐帶的真諦并且聲稱是這一理論的繼承人。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打破了格林思想三十多年的沉寂并對格林的積極自由概念進行重擊，認為伯林的積極自由理論混淆了自由與平等的區別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極易滑向極權主義。

　　李科特的《良心的政治：格林和他的時代》揭示出了格林為受古典自由主義侵染而失去基督教信仰的人們提供的一種道德的解決方式并且李氏沿襲了伯林對格林的積極自由理念的憂慮。

　　二、善、至善、共善

　　正如格林在其《倫理學導論〈導言〉》中的闡述：“民眾對一個倫理學家的期望是, 倫理學家闡明的不僅是人的行為本身，而是應該說明人為什么這樣行動。”格林在此將自己的倫理學與自然主義的倫理學區別開來，行動背后的道德判斷被提上日程。在對功利主義善的觀念批判中格林闡明了自己對善的理解，功利主義將判斷人類行為的善惡(道德性質)放在人類行為的效果中進行度量，其沒有將人類本身的內在的善良與惡的欲望嚴格進行區分，從而忽略了動機在人類行為中的作用。也就是格林沿襲了康德強調動機在人類行為的重要性。倫理學對善惡的區分在于“行為的道德判斷來自對象的性質”。

　　“善就是欲望得到滿足, 道德意義上的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善，真正意義上的善是對道德主體的滿足,也就是自我實現,不僅僅是自我的滿足，更為緊要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善與他人聯系在一起。”這里格林將一般意義上的善與道德善進行了區分，也就是人是道德的存在物，只有在社會中、在與他人的聯系中才能完成善的偉業。單純的善只是一種欲望的滿足，自我品格完滿實現的道德善只有通過人的道德的對象來實現，正因為對象的善性才成為對象，而善的目標構成了道德理想。這種道德理想就是至善，就是人最終的自我滿足、完全的滿足，人的人格或本性的自我實現，人的心靈的完善，這是道德評價的最終標準。

　　真正的善或道德善對于所有人都具有共同性，也就是“共善”，促成實現“共善”的一切對象以及每個人都是善的，正因為“共善”得到對象與每個人的認同才成為道德評價的標準。道德主體的社會性決定了道德實現的社會條件的有限性以及社會實現的可能性領域，至善的個人品格的理想道德性與“共善”的社會品格的兩種形式指向個人與社會兩種維度。

　　三、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的核心涵義是“一種去做值得做的事情或者享受值得享受的事物的而積極力量或能力，而且這種事物也是我們與他人共做或共享的事物。”這一句話透解了格林對自由的理解，也就是“真正的自由”包含三個要素，首先，其與做某事的能力結合在一起，而不僅僅是對限制的突破，其次，“值得做的”是對自由的道德考量，也就是真正的而只有與道德緊密聯系，自由的“共做或共享”將自由與社會緊密相連。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是以“共善”為基礎與前提的。人們用“積極自由”概念涵蓋格林整個自由概念其實是對格林自由思想的誤讀。格林對自由的理解包含意志自由、法律自由與“真正的自由”三個層面。

　　意志自由是一種意志選擇力，在道德的善惡、好壞面前皆具有這種選擇性;而法律自由則是“沒有外人干涉的前提下，自己有選擇自己行為的權利”，這里主要強調的是非外力的干涉的一種狀態;“真正的自由”是高于意志自由的最高意義上的自由，是對個人真正的善的自由，是一種完滿。意志自由是后兩種自由的基礎與前提，而“真正的自由”則是意志自由與法律自由的最終目的。

　　四、共善與國家古典自由主義

　　洛克、霍布斯等設定國家產生之前的自然狀態各有不同，然而都秉持國家產生的契約論。格林在對自然權利進行評判時說：“先于國家的權利是不存在的，人們在達成契約時并沒有將權利帶進社會。”格林對功利主義將趨利避害看作是權利基礎的觀點也進行拒斥，因為趨利避害不能成為人的最終目的，最終目的在于“共善”的實現，也就是自我的實現。格林視野里的自然權利不是天然的或先于社會的狀況下設定的，而是因共善的實現這個人類的目的而設定的，這就是自然權利所包含的共善這個目的性或者成為道德理想性的因由。

　　在國家形成的基礎這個問題上，格林對奧斯丁的主權概念和盧梭的“公意”概念進行拒斥，重新設定了國家的基礎是由“共善”奠定的這個命題。共善這個道德目標被社會成員認定成為一種社會的道德理想的“普遍意志”。“道德意志”這個道德理想真正體現了“共善”成為國家的基礎而非暴力。前文已述，格林認為人在本質上是道德的存在物，人的自我滿足歸根結底是個人對善的欲望的滿足以及實現道德的善，真正的善就是“能夠滿足一個道德主體欲望的東西，或一個道德主體能在其中得到他所必然尋求的滿足自己的東西”。

　　而在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中，個人的自我滿足并不是在于滿足自己的道德上的善，更不是“共善”，國家也僅僅是個人獲取并保有財產、自由、權利等的工具，國家以不干涉的態度對待經濟和社會生活，管理得最少的國家是最好的國家，可以概括以前的自由主義國家觀，這是一種消極的國家觀。

　　以上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共善在格林的政治倫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共善是權利、自由、國家概念的邏輯起點，離開共善的張揚，權利、自由、國家等概念不要說理解，甚至于將不復存在;共善也是權利、自由、國家追求的目的，這些機構以及制度的存在皆是為了實現共善;所有的概念都在共善的浸泡與滋養下得以存活與生長，無不打上共善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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