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心靈第三層面的生理基礎論文
三層面的廣泛顯現，但就人自身的研究而言，由于它處于無意識領域，人們似乎無從著手，因而對其生理基礎的探索歷來屬于哲學與科學領域的前沿問題。虔誠的宗教信徒普遍認為靈魂為神明所賦予，是一種實體的存在，至于它活動的主要場所，或認為在顱腔，或認為在心臟，有的還認為在臍下的“方寸”之間。
我們這里以“心靈”指稱人的精神系統，認為第三層面是這一系統的根基與活動的樞紐，旨在探尋它先天的生理依據。由于人腦是精神活動的主要器官，所以本文將著重考察腦科學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
在遠古時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曾普遍認為心臟是精神的器官。埃及人以普塔赫神為宇宙的設計師和一切造物的安排者，認為他創造了眼睛的視力、耳朵的聽力、鼻子的呼吸能力，為的是要它們給“心”傳遞消息。印度、中國和希臘人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依據現有的文獻，真正以人腦為靈魂之所的觀念出現于公元前6 世紀的古希臘醫師阿爾克莽，他通過經驗觀察和外科手術得出這一結論。
后來希波克拉底、德謨克利特、柏拉圖等都采用了這種新觀念，唯獨亞里士多德仍堅持“心臟中心”說，認為大腦只是調節血液溫度的器官。其實，在印度和中國也曾發現了大腦與精神的關聯，只是沒有形成主流意見而已。如《黃帝內經·素問》一方面斷定心臟為“君主之官”，“神明”之舍，另一方面又稱“頭者，精明之府”。在西方，由于自古希臘以后“大腦中心”論一直占據優勢，所以相關的研究連綿不斷，近代與重視觀察、實驗的科學精神相結合，更率先形成專注于大腦的結構與功能的腦科學。
不過在19 世紀以前，心理學長期從屬于哲學，法國著名哲學家和科學家笛卡爾可謂是現代腦科學研究的前驅者之一。在《情志論》( 或譯《論靈魂的激情》) 中，笛卡爾開首就表達了對古人留下的與情志相關的科學遺產如此之少且不可靠的失望，決心另辟蹊徑進行探討。
他采用的方法是嚴格區分身體和心靈，將“身體”界定為所有我們在自己身上體驗到、在完全無生命的物體上也可看到的東西，而所有那些在我們身上無法歸于身體的東西就是心靈。身體猶如一臺精致的機器，心靈或靈魂則是神的先天賦予，身、心二元不容混淆。不過二者可以相互作用，身體通過動物精神，心靈通過意志在大腦的某一特定位置交匯，于是形成感性與理性的沖突或精神實體與物質實體的統一。他注意到，人的觀念一方面來自身體的感性經驗，另一方面來自靈魂的天賦觀念，如自我、上帝、完善、無限、幾何公理之類——在《方法論》的第四部分，笛卡爾正是以“我思”之“我”對完善性的趨向論證上帝存在的必然。
二
在現代腦科學家中，與笛卡爾的觀點最為接近的也許要算澳大利亞著名神經生理學家、1963 年醫學和生理學諾貝爾獎獲得者艾克爾斯。他反對現代哲學界流行的一種所謂“科學導向”的心物等同論，因為這種理論沒有給人類的自由留下任何空間，嚴重低估了人自身的奧秘，認為它是“科學還原主義”，因此堅持笛卡爾倡導的身心二元論。借助神經生理學的研究成果，他試圖解決笛卡爾遺留下來的兩個基本問題: 人類是否果真具有自由意志?
位于非廣延性的歐幾里德幾何學的一點中的靈魂如何能推動具有廣延性的大腦和身體? 在艾克爾斯看來，隨著現代神經科學的進展，二者都有可能予以合理的解釋。關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問題，當代神經科學的相關實驗成果似乎給予了證實。例如20 世紀60 -70 年代之交，Kornhuber 和Deeck 精確記錄了受試者作一簡單的隨意運動( 如想象照自己的意愿逐個活動手指) 開始前兩秒鐘的電位變化，顯示被試者大腦中的運動皮層區的負電位緩慢升高，一般在動作開始前850 毫秒時出現。艾克爾斯據此認為，當意愿帶來一種運動時，“自我意識精神”( SelfConscious Mind) 就“在皮層的廣闊范圍上細微而緩慢地起作用”。
1980 年后，對正常人進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成像( PET) 研究時又普遍表明，這種與自由意志相關的隨意動作發生之前大腦中的“輔助運動區”( 位于大腦額葉內側部、運動區的前方) 的活動就會增加。另外，有科學家在1988 年觀察猴子進行自發運動的行為時，也檢測到其輔助運動區里的神經元在自發運動的數秒前就開始運動了。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基于外界刺激的運動中，那些神經元要么不活動，要么只顯示較微弱的活動; 而且，直接與運動執行有關的運動區神經元，僅在運動開始的數百毫秒前才開始活動，這說明輔助運動區神經元開始活動比運動區神經元早得多。
三
關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及其活動的性質和特點諸問題，千百年來一直綿延著尖銳的對立意見。
古希臘時代尚未出現自由意志的概念。在希臘化時期，斯多葛派以為人在宇宙面前沒有自由，只應當遵循和服從法則; 伊壁鳩魯派則以為偶然性導致人的自由意志，個體有選擇權。在基督教的營壘中，自由意志成了根本問題之一。按照《圣經》的意旨，上帝創造了人，也給了人自由，所以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在受到蛇的引誘時偷吃了智慧樹的果子。奧古斯丁因而主張人有自由意志，人類的惡行是自由意志的產物，所以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但近代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則是決定論者，不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當代心理學界傾向于決定論的占大多數，但堅持人有自由意志的立場也不乏其人。
在腦科學界，除了艾克爾斯之外，美國有兩位著名科學家的觀點值得注意，一位是斯佩里，另一位是麥克萊恩。斯佩里由于在裂腦研究中的卓越貢獻而獲諾貝爾獎。在實驗中，他發現被試者被切開聯結大腦兩半球的胼胝體之后，因兩眼所見到的圖景不同而導致左右手產生相互拮抗的動作，似乎在同一個顱腔里活動著兩個自由意志，而正常人總是自然而然地得到統一( 與笛卡爾的猜測相關) 。
因此他慨嘆: “這一問題提醒我們，繼意識之后，自由意志也許是人腦第二個最寶貴的屬性。”斯佩里深知將自由意志列入未解決的問題會遭到大部分行為科學家的反對，因為在心理學界，“心靈”、“意識”和“本能”雖然先后為人們所普遍接受，但“自由意志”仍然沒有恢復名譽。應該承認，行為科學的每一進展，不管是來自精神病學家的休息處，微電極記錄，腦的切開，還是來自食肉扁蟲的游動，看來都只是加強了古老的`猜測，即自由意志是一種幻想。關于腦和行為了解得越多，似乎就越顯得是決定論的、有規律的和因果決定的。當然，除了思維定勢之外，個人利害的考慮也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因為如果同意行為在這方面是沒有規律的，就會使行為科學家不成其為科學家，會迫使他們也許只好改行，同占星家協會簽訂合約了。
四
笛卡爾和艾克爾斯的研究主要著眼于探尋意識活動、特別是認知活動的根據，麥克萊恩的研究更多關注無意識的基本行為模式的由來。他們的研究都在力圖探明人類無論是認識還是實踐活動都有著先天的深層的根據，即支撐這些活動的心靈第三層面。如果我們忽視、甚至無視它的存在，猶如只看到精神之樹的枝葉而不見其根本。此外，三者都關涉自由意志問題。我們將自由意志的活動理解為自己決定自己、基于內在的先天律令的自由選擇——在這種意義上，動物也應該有意志的自由，否則它就不可能有游戲，甚至會發生一只驢子處在同樣距離的兩堆干草之間由于不知如何選擇而被活活餓死的情形。
1950 年，著名心理學史家波林在其名著《實驗心理學史》修訂版中新增了“腦的機能”一章，概述了19 世紀70 年代到20 世紀40 年代末關于腦機能的研究，并由衷地嗟嘆其發展的緩慢。近幾十年來，盡管科學界在不懈努力，且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但迄今為止，人類對自己大腦( 廣義) 的認知可能還處在介于“黑箱”與“灰箱”之間的狀態。筆者管見，即使腦科學得到充分的發展，也無從完全揭開人類靈魂之謎，因為僅憑科學儀器不可能精確測定非物質的精神活動，更何況精神現象未必只發生于大腦。有鑒于此，哲學現象學的考察在這一領域可能永遠都是必要的。這里我們不妨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幾點具有推測性質的意見，以供后來者參考。
最后，在人腦中，“志”從根本上說可能滋生于腦干( 爬行動物腦) 部分，因而較之發生在新皮質之“知”和發生于緣腦的“情”更為接近天地之道。艾克爾斯設想自由意志通過聯絡腦影響大腦皮質的活動，麥克萊恩的研究昭示人腦的這一層是意志的發源地。笛卡爾的現象學描述更是全面，他既從思維凝聚為一的趨向肯定靈魂的存在——志恰好為心之所之且定于一; 又肯定無限、完善性等觀念由理性的靈魂滋生——解釋為由志滋生也許更為貼切和明了; 他還指出使人高尚的心理緣由，“一部分在于他知道沒有什么東西真正屬于他，除了這種對自己意志的自由使用”，“一部分在于他自己身上有著堅定且恒常正確使用自由意志的決心。”
相對于人們稱謂新皮質為“知性腦”、緣腦為“感性腦”，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將腦干部分稱之為“志性腦”。或許可以簡潔地說，“知-感-志”三位一體而構成人類靈魂，并滋生出真、美、善三大價值觀念，從而創造了科學、藝術、宗教等構成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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