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論文
內容摘要:人力資本結構、技術外溢是決定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因素,人力資本積累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物質基礎,技術外溢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全要素提高的速度。本文利用1998-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在將人力資本分為四個類別前提下,考察不同維度人力資本投資、技術進步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衡量技術外溢的兩個變量技術進步、技術效率都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基礎人力資本、知識人力資本兩個維度人力資本的積累明顯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技能人力資本積累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負向作用,制度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最后筆者依據實證分析結果,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力資本;技術外溢;全要素;生產率
問題的提出
對人力資本、技術外溢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研究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新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主要貢獻是將技術進步內生到生產要素投入中,并將人力資本從資本與勞動生產要素中單獨分離出來。這也是國內外大多數學者就此選題進行研究的基礎,技術進步的內生與人力資本的分離,可以更好地衡量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通過對過往研究的梳理發現,大多數學者認同技術外溢與人力資本積累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正向促進作用,普遍認為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均受教育時間的延長帶來了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的提高,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后保持了經濟持續快速的增長。Benhabib和spiegel(1994)認為人力資本積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通過人力資本的積累存量的增加,其對技術進步吸收能力提高,產生外溢效應,使技術效率提高速度加快,最后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加;第二,伴隨著全球化以及全球技術合作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人力資本積累、技術外溢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Perkins和Rawski(2008)對中國1982-2006年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進行了估算,測算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快于21世紀以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相關研究(Griffith等,2004;Caselli和Coleman,2006;Bronzini和Piselli,2009)中重點關注了人力資本積累對技術進步的吸收能力,并指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力資本對技術進步的吸收能力。梁超(2012)運用脈沖響應與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從多個層次考察了人力資本對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以及對技術效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影響。夏良科(2010)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比較了不同行業之間人力資本、技術外溢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考察人力資本投資、科技研發投入與技術外溢之間的相互作用。陳仲常、謝波(2013)運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外部效應。魏下海(2010)通過設置虛擬變量以及利用三種權重矩陣,實證分析了我國人力資本積累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空間溢出效應。通過對過往學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發現,大多數文獻都是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或者是僅僅考察高等教育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并沒有考察不同維度人力資本積累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推動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內學者沒有從多個維度、多個層面上全面考察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也沒有很細化地比較不同維度人力資本對不同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具體影響。本文運用我國1996-201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將人力資本分為四個維度,更為深入地研究其對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并依據實證分析結論,從人力資本投資視角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變量選擇與模型設定
本文的核心議題是“人力資本結構、技術外溢與全要素生產率”,圍繞著這一主題,將人力資本投資分為四個維度,從多層次、多維度考察人力資本結構、技術外溢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一)計量模型設定在上述研究框架下,本文通過構建合適的計量模型,從人力資本四個維度上實證檢驗其對技術外溢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計量模型構建如下:Zit=0+1hucit+2Xktit+εit(1)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Zit為被解釋變量,為了更好地刻畫人力資本結構對技術進步的影響,被解釋變量主要包括全要素生產率(tfpit)、技術效率(teit)、技術進步(tpit)三個部分,hucit核心解釋變量人力資本結構變量,Xktit為控制變量組,εit為隨機擾動誤差項,參數1的經濟含義是人力資本對我國技術進步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2的經濟含義為控制變量組對全要素生產率與技術進步的影響。同時,依據前述邏輯分析框架,本文將hucit設定為核心解釋變量。為了避免重要變量缺失引起的估計偏誤,考慮到全要素生產率肯定受到其它重要變量的.影響。在計量模型(1)中,本文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變量作為模型解釋變量,考察其它重要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將模型(1)擴展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綜合上述分析,計量模型擴展為:Zit=0Zit-1+1hucit+2Xktit+εit (2)為了分別考察人力資本結構對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以及人力資本結構、技術外溢兩組解釋變量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本文設定如下計量模型:模型(3)、(4)考察人力資本結構對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的影響;模型(5)考察人力資本結構、技術外溢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二)變量選擇 被解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Zit)。本文對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效率以及技術進步的估算,主要是參照Fare(1994)的研究成果,方法上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將每一個省級單位看作一個生產決策個體,在既定條件下,先確定每一個省級單位的最佳生產前沿面,然后比較現實經濟中能夠達到的前沿面與最佳前沿面的差距,差距越大代表全要素生產率越低,反之則表示越高。公式(9)衡量的是技術效率指數變化,公式(10)具體測算了技術進步指數的變化,這兩個支出主要測度了實際生產前沿面與最佳生產前沿面之間的差距,如果數值大于1,表示技術效率提高或技術進步,小于1表示技術無效率,等于1表示技術進步或技術效率沒有變化。核心解釋變量(hucit)。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一是基礎人力資本huc1。基礎人力資本主要涉及到健康投資,本文主要通過《中國統計年鑒》獲取人均健康醫療支出指標。二是知識人力資本huc2。主要通過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三是技能人力資本huc3。主要以《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公布的每年各省技工培訓學校畢業生數占適齡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四是制度人力資本huc4。主要考察人力資本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遷移情況,用省級單位人口遷移量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近似地衡量制度人力資本。Xktit為控制變量組。依據我國現實和前述邏輯分析,影響居民收入分配的數據主要有:財政收入分權(revrit),固定資產投資比率(faiit),財政支出分權(exprit),城鎮化水平(urbit),經濟開放度eoit,利用外資水平(fdiit),人均GDP(rjgd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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