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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生態弱人類中心主義的實踐理性考察論文
一、《寂靜的春天》隱性價值預設解讀
《寂靜的春天》的出現使得公眾對生態倫理的關注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改變了歷史進程,扭轉了人類思想的方向”。長期以來，生態倫理學在功利主義和市場優先的取向夾縫中生存。但卡遜以解答“春天變得寂靜”為線索，用大量的事例向人們闡明了農藥、殺蟲劑等科技元素在為人們獲得利益的同時也在屠殺著生機。長期以來理性至上的信條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在“上帝死了”的理性視域，以理性為代表的科技理性貫穿著生活的主線，儼然充實著上帝的角色，也儼然成了新的上帝，這不免同樣的陷入二律背反的泥淖�？ㄟd以明確而富有詩意的語言將DDT 的危害之大公諸于眾�！艾F在每個人從未出生的胎兒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險的化學藥品接觸”。他進一步使得美國人民認識到自然界是一張互相關聯的網，而人類只是網上的一個結點，如果處理不慎，DDT 在殺死昆蟲的同時也在屠殺人類自身。對生態現象的忽視是非理性披上了理性的外衣，但最終要受到非理性后果的懲處，而生態危機或許就是諸多懲罰的一種。歷史上“八大公害事件”所產生環境危機的巨大恐慌或許只是自然對于人類報復的開端，而在人與自然互相博弈的同時，如果不改變傳統的理性信仰，人類終將會承受環境所帶來的慘重后果。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控制自然”的思維方式只是當生物學和哲學還處在幼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妄自尊大的囈語”。
卡遜在對DDT 的闡述中更多的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這種整體主義并非是指作為人類立場的人類本身的整體主義，而是指作為生態系統上的整體主義，和之前的理論性相比，其范圍更大但是卻顯得更加嚴謹。它以更加前瞻的眼光去審視DDT 的危害。以更加長遠的效用去衡量DDT 的潛在(或未被發展)風險。它以大量的數據、案例進行鋪排論證，顯示出其對于人和環境應當建立一種新的關系和道德倫理的迫切。這對于生態倫理思想及其轉化為平民意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種新的關系和道德倫理又是什么?他沒有具體的談到，但是從其零星的話語背后所隱含的人文主義光芒，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只是對這種新的倫理關系做了一個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具有目的性的界定，即對生態問題的關注——科技理性應與人文主義之間并不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但是如何突破這種禁錮走向下一個籬笆，卡遜似乎沒有告訴我們，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其動機進行建構，雖然這種建構具有強烈的目的性，甚至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但是，我認為是具有積極意義和效力的。
二、生態倫理視角下的隱性價值考量
在這里，我們再次回到環境倫理學的視域里面，對卡遜所隱含的這種新的道德觀念進行流派的劃分，雖說這種略顯牽強的劃分會破壞其理論的整體性，但是這也正是其進行建構新的理論范式所據實踐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基于歷史的理論定位也是我們建構起來的理論的生命力所在。
在生態倫理的發展史中，人們對于自然的認識歷經了由人類中心主義到以生物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為代表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轉變，道德義務和倫理關懷的范圍由人類擴展到所有生命和整個的生態系統。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更多的是強調人作為一種理性動物的優越性，將人類與其他生物、非生物區分開來。它雖然對于我們在對客體研究中帶來了諸多方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在對客體的研究當中存在了一種觀念預設。即以人為中心，萬物為我所用的觀念慣性思維。自然存有價值的前提是可以為人類提供某種價值或者益處，這種易被忽略的價值前提在科技理性的“等比數列”式的發展過程中持續放大，最后出現了理性的非理性化，利他的利己主義的現象發生。
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更多的認為非人類存在內在價值只是人類感情的主觀投射，人才是價值的源泉和賦予者。如果沒有人的存在，大自然僅僅只是一片“價值空場”，因此，大自然更多的停留在工具價值的層面而非目的價值(內在價值)主體之上�？ㄟd在強調生態的重要性的前提時，更多的以自然科學的數據分析、案例“事實”作為支撐，但我們可以隱約的發現人類中心主義的意向性的存在。不管是DDT 造成的美國空氣、土地、水源的破壞，還是DDT 造成的潛在的災難的分析，其都是以人類面臨新的災難為目的或結果作為結局。它“采用整體的和非人類中心的方法來思考問題”。而卡遜的內在邏輯更多的是以人為主體，將倫理關懷范圍擴展到大自然的范圍之內。這隱含的鏈條背后的價值前提(預設)其實仍然是基于人類的角度去評判人類自身的非理性化，只不過它是通過自然科學的數據分析進行展開的，與史懷澤式敬畏生命的文學筆鋒相比更淺顯易懂，因此，看似對生態危機的表象的反思，其實仍然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下的生態思考。那么這種人類中心主義隱性思維又與傳統的思維模式有何不同?是否具有理性的實踐性價值意義存在?
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在按照理性的認識方式指導 .踐的同時，也是受著人類實踐的檢驗，只有通過實踐的檢驗，我們才能夠發現人類中心主義的理性有限性，才能夠發現實踐智慧實現的艱難性與必要性。長期以來在認識與實踐的相互促進過程中，由于科技理性信仰的張揚使得科技理性被嚴重放大，以至于認識與實踐并沒有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樣——即認識與實踐的同一性——情況出現，認識的相對滯后使得人們在進行物質生產的時候，依舊用舊有的理性觀念去指導當前的實踐活動，以至于環境安全事件不間斷的發生，科技理性的極端張揚弱化了理性的特質卻使得科技理性日益呈現了非理性化的特征，這種非理性的表現持續的沖擊著人們的理性認識，所謂的“八大公害事件”只不過是大自然對人們所謂理性張揚的一種懲罰，也正是這種災難性的后果在不斷的喚醒著人們對科技理性的檢視。很顯然，人類中心主義存有不恰當的地方，過于極端的理論勢必引起實踐各個元素的失衡，在環境倫理學的視域里面，生態中心主義則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屬于糾偏過度的表現形式，它將人類與非人類等同，讓兩者從屬于生態系統當中，最終人成了動物，動物成為了人，儼然一副天下大同的場景，這顯然是對人之為人的顛覆，其不合理性也就顯而易見了。事實說明，無論是理性信仰的人類中心主義抑或是生態中心主義都只是對一元主體的片面追求，在二元論的視域里面追求各自理論的極端后果就是理論本身陷入二律背反的境遇。但是實踐結果對于認識的檢驗反映到理論層面是否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作為唯一的選擇呢，答案是否定的�？ㄟd的關于環境問題的思考則是更多的立足于危害本身，只是實踐反映到認識的一種再認識，這種認識并不具有徹底性，或許正是這種略帶“含混”的方式兼顧了自然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元素，從而使得公眾更容易理解甚至支持。從這一點來說，卡遜式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理性非理性化的糾正，而我們也只能從定性的角度去判斷這種糾正是否可以實現使得其由非理性到理性質的飛躍。
三、何以可能：“否定實踐理性”的生態倫理理論建構
對生態的關注隨著生態思想的顯現變得越來越多，然而究竟什么樣的認識方式才具有真正的實踐性意義呢，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長期以來互相攻訐的背后源于二者以各自的極端標準、要求去衡量對方，也因此，具有實踐理性的建構理論必須要可以將兩大理論體系矛盾涵蓋并且可以融入到新的理論體系當中，這是理論的要求。作為一種指導實踐的理論，其建構之初也必將為實踐所服務，只有這種才可能稱作實踐理性。作為二種理論的矛盾調和，中庸的思想則是首當其沖，因此如何用“中道”去重新建構兩大體系則是彌足重要的。在對其進行中道的建構過程中，又如何使它具有實踐性也應該放到一起考慮，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筆者認為，對環境倫理學兩大流派的中和與實踐性的效用目的是內在一致的，或者說，新的環境倫理學的理論統一于實踐理性的內涵之中。
實踐理性的實踐性存在的解決仍然只是實踐理性理論建構的一環，因為作為實踐理性，其在彰顯實踐性的同時，必須要有強大的學理基礎，只有這樣理論建構才會具有實踐性，那么如何解決學理性的建構，即如何用哲學嚴密的邏輯校驗去找到這種理論建構的學理基礎呢?這種學理性的建構是否具有大眾化的理論民意支持呢?
在這里，我們選擇用馬克思的辯證否定精神嘗試建構中國特色的“弱人類中心主義”范式的環境倫理學，這種學理基礎是當今中國最具群眾基礎、也最具有時代特性的理論。將馬克思的理論引入到環境倫理學的兩大流派的爭端中應該是當前中國在面對兩大學派質問的較好方式，作為方法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里更多的具有形式的作用，質料則是由環境倫理兩大學派的實質內容充當。當然這是一種具有“元價值”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的確能夠很好的解決關涉實踐理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發現“辯證的否定”應該是可以解決作為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一元主體論的理論問題的，馬克思將實踐理解為人的存在方式，把物質實踐作為人與自然的基礎，這種“否定的實踐理性”兼顧了“知”與“行”的兩重內涵，也為生態倫理學在理論和實踐上達到統一提供了可能性。這種“合理形態”的辯證法既否定了人作為絕對主體的一元主體論，又否定了生態系統的絕對主體地位，而且“對象性”的引入使得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鴻溝不復存在，“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的敘述方法，“建構起來一種把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結合起來的新的哲學思路”，這種建構方式使得新的理論體系完全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之上，但是做為實踐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又怎么可以讓新建構起來的理論更加的擁有實踐性，或者說更加的具有“人性”。馬克思認為哲學是人的哲學，哲學理論是為人類服務的，卡遜式的人類中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秉持的原則是有共通之處的，這種基于人類中心的方式也是其理論內在張力所在，也使得“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
卡遜式的人類中心主義對我們來說是有啟示作用的，其立足于人類中心主義而去保護環境的內在邏輯是具有極強的實踐價值的。這種邏輯思維更有市場也更有說服力，或者說它仍是一種“弱人類中心主義”的闡述方式，和純粹的“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相比，其更具有“中庸”的特質與“不偏不倚之謂中”的絕對中道卻是有所區別，但我認為正是這種“中間偏左”的范式中道更具有實踐性。這種實踐理論更具有包容性，在既能獲得公眾的支持的同時，其內在的張力則更加的彰顯其生命力的燦爛，在這里弱人類中心主義更多的擁有了相對中道的靈活與創新性，同時也作為一種絕對中道范式顯現了其人道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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