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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的轉變: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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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的轉變: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

作者:陳偉華楊曦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 2002年01期

有關環境倫理學的爭論中,李德順先生認為,其實質在于“確定人的宇宙地位,或者確定 自然界與人的關系”。[1]那么,人類應如何理解和把握自己,如何界定自然,才是人類對 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確認識,才算找準了人與自然的合適位置。本文通過對當前環境倫理學中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要觀點的比較,對學界探討頗為熱烈的自然“內在價值 ”存在與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期望引起進一步廣泛而熱烈的探討,對人與自然關系有更 深層的認識。

一 自然“內在價值”與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

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立足于人的根本需要,把自然當作索取的對象,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 、發展可以不斷地采掘自然資源。隨著環境的日益惡化,修正的人類中心主義意識到要從長 遠考慮,使后代子孫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從而下決心要愛護環境、保護環境,甚至限制人 類的消費行為,改進技術,提倡清潔生產……。無論是傳統的、未經修正的人類中心主義或 修正的人類中心主義,無疑都是以人為本,行為的出發點仍是以人為中心的。雖然現代的人 類中心主義表面看來已經開始重視保護自然環境,但這仍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長遠發 展而作出的選擇。人們的行為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向自然索取,為了長久地開采,為了人類自 身利益。

生態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在于:生態中心主義將人視為與自 然平等的存在,或是認為人是自然演化發展的產物,人不能離開自然而生存、發展,是作為 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人與自然應該和諧共處,共同發展。而“大地倫理”作為非人類中心 主義諸多觀點中一種最為“激進”(注:此處的“激進”是指:由于“大地倫理”相對于動物解放/權利論、生物平等主義而言, 其對人類要求更為苛刻。前兩者分別承認動物、生物(有機體)的權利,而“大地倫理”則更 將此范圍擴大到了整個包括無機界在內的自然界。

)的環境倫理觀念,其提倡者阿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 opold)認為,“大地倫理使人類的角色從大地共同體的征服者變為其中的普通的成員和公民 。它蘊含著對它的同道的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共同體的尊重。大地倫理簡單地擴展共同體 的邊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由它們組成的整體:大地。于是,大地倫理 反映了生態良心的存在,依次反映了個體對大地健康的義務的確信。健康是大地自我更新的 能力。保護是我們了解和保持這種能力的努力。對于我來說沒有對大地的愛、尊重、贊美、 和對它的價值的注意,對大地的道德聯系能存在是難以想象的。當然,我所謂的價值是某種 比純粹經濟價值更寬廣的價值,我所說的價值是哲學意義上的價值。”[2]利奧波德認為包 括無生命的自然在內的整個大地,都應獲得人類的尊重。

這兩種自然觀在價值評價上出現了分歧,他們首先都承認自然對人的價值,認為自然對人 具 有實踐、審美、認知等價值屬性,肯定人類一方面作為價值主體的地位,但是人類中心主義 不涉及自然的“內在價值”,否認自然的“固有價值”,自然只能是人類改造的對象。而非 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認為,自然有其“內在價值”,人類應尊重自然。正是二者在 自然“內在價值”存在與否上的不同認識,導致了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分歧, 從而在理論上、行動上表現出差異。

二 自然的內在價值存在與否及其的判別

1.自然的“內在價值”究竟存在與否

斯賓諾莎認為,“價值本質上是相對于人的,從而在這種意義上是人的創造,善和美并不 屬于事物,而屬于它們與人的關系”[3],斯賓諾莎認為離開人,事物就沒有善或美。所以 ,離開人,自然也就無價值可言,自然只有相對于人的價值,而沒有其內在價值。

丹尼斯·奧提茲(Denise Ortiz)認為,根據《圣經》,可以認為“自然有獨立于人類的內 在的價值”。[4]

薩繆爾·亞力山大認為,“在比生命更低級的存在者中,我們可以發現物質事物中,就其 能 夠相互滿足而言,也存在著價值,如化學家很久以前習慣于說,分子中原子間的相互滿足。 在這里,價值也是客觀的。”[5]

根據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自然只是人類生活的條件,是利用的對象,自然只是為了人而 存在,只有相對于人類而言的價值。對于非人類中心主義而言,從動物解放/權利論,到生 物平等主義、生態整體主義,他們將非人類的“內在價值”從動物擴展到所有的生物,甚至 包括整個大地,由此限定人的活動邊界。哲學家當·馬瑞爾特(Don Marietta)認為,“許多 其他的哲學家已經支持降低非人類動物或所有生命體,或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環境的人類意 義的哲學體系。各種各樣的名字,像生態整體主義,深生態學,生物溫和主義,生態溫和主 義,對環境哲學指出不同的但是有些相似的途徑,至少在他們都看起來否認人類在事物的系 統中處于一種特別的位置。整體主義的哲學,以不同的方式組合人類道德上和其他物種平等 http://salifelink.com的概念,正在被環境倫理主義者和科學家以及其他人以對待環境的興趣所接受。”[6]

自然的“內在價值”存在與否,只是人們的認識觀念及立足點不同。不承認自然“內在價 值”的觀點,是從人類自身出發,以人為價值主體。承認對象的內在價值,則人類在思考此 觀點時,已經進行了一種假設自然為其自身評價主體的定位。

2.對自然“內在價值”該如何評判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都承認自然相對于人而言的價值,是以承認人的價值主體 地位。但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為實現對自然的尊重,以及人與自然的平等地位,預設了應承 認自然的價值主體地位,即在評價自然的內在價值時,以自然本身為評價主體,對自然的價 值進行評價。但是,這種價值主體地位的預設卻在理論上以及實踐上困難重重。

首先,人的主觀性限制了內在價值屬性的界定。由于對自然內在價值的評判,需要人類 進行價值主體地位的置換,人類要站在自然的角度來思考其“內在價值”,事實上,人類價 值主體地位的置換并不能帶來對自然內在價值的認識。

“在現實中,人類的評判無疑是以人類的活動經驗為基礎的。”[7]人們由于其日常經驗 范圍 ,對自然的評判,也必然是從人類自身的思維視角出發,根據經驗來作出判斷。所以,人類 假設的主客體關系置換,以自然為價值評價主體,去評價價值的內在屬性,這無疑是具有人 性色彩的,而不能作出純粹客觀的判斷,“不能用涉及獨特的人的行為的經驗因果作用來分 析它”。[8]從而,人類也無從判別什么才是原本的自然及自然的內在價值內涵。

托馬斯·內格爾以蝙蝠為例,說明人類不可能正確感知蝙蝠。“蝙蝠的聲納,雖然顯然是 一種感知的形式,它的作用與我們所有的任何感官都不一樣,沒有理由設想它在主觀上與我 們所能經驗或想象的任何東西相似。這似乎使有關作為一只蝙蝠會是什么樣的概念產生了困 難。我們必須考慮是否有任何方法允許我們從我們自己的情況推斷蝙蝠的內心生活,如果沒 有,又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理解這個概念。”[9]作者認為這種經驗的主觀性使得人類不可 能從根本上正確推斷對象,我們只能得出一個先驗圖式的概念。“我們自身的經驗為我們的 想象提供基本材料,因此想象的范圍是有限的。……我想知道的是,作為一只蝙蝠對蝙蝠來 說會是什么樣。然而,如果我試圖想象這一點,我受到自己的心靈力量的限制,而那些力量 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10]同樣,人類想知道作為自然對自然來說會是什么樣,也不足以 完成這種認識和判斷。所以,人類在對待自然的“內在價值”的概念上,試圖推斷其內涵的 努力也是無勞的。在人類生活中,人們常說的自然的“報復”,即是人類以自己的經驗推斷 出現的異常自然現象,這其中就蘊含了人類的思維特色,是擬人的自然反應。“當我們考慮 蝙蝠時,我們所處的地位與聰明的蝙蝠或火星人可能占有的地位完全一樣,如果它們想要形 成一個作為我們會是什么樣的概念的話。……它的主觀性是非常明確的。”[11]同樣,我們 ——人類的主觀性也是一樣的,任何物種的“主觀性”決定了它只能依據自己的經驗進行判 斷,所以人類試圖作出自然內在的價值的評判是枉然的。我們不知道其他動物是否也在設想 人類具有內在價值,他們同樣也不能評判人類的價值,他們只能站在他們自己的角度,從人 與自身的關系中,去評判。人類評判依據的主觀性決定了對自然內在價值的評判不可能。

不干涉自然的原本狀態,自然的固有價值,內在規律,一經人的干預,即帶有人的印跡, 人的主觀性和干涉的行為,已經深深烙在自然之中,所以人類一旦試圖進行這種行為,自然 的原本狀態已經消逝了,原本已不再是“原本”。人類所假設的主客體置換,“非人類的生 命體”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所以自然的內在價值,我們無法評判。我們可以討論它 的客觀性,但它的內涵卻又在人類的視野之外。人正在試圖判別的自然價值實際只能是人與 自然關系中體現的人類所認識的自然對人的價值。

其次,實踐上的困境。

盡管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在理論立足點上有著諸多的不同,但在行動上,現實生活 中,修正的人類中心主義所進行的環境保護實踐,更具現實性。而非人類中心的觀念在行動 上卻找不到有力的證據。非人類中心主義,如動物權利論認為,人們對自然的尊重,表現在 愛護森林、動物,在狩獵、在對待動物上,要在維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基礎上,盡可能不傷害 動物,要盡量減少動物的痛苦,維持自然的原本狀態……他們提倡的要求更為荷刻,但是事 實上,如何才能是自然的原本要求,是自然的自發發展狀態,什么是“基本需要”,人們無 從判別,所以行動中人們無從區分,在現實中,實際上缺乏明晰的尺度。非人類中心主義在 現實中陷入了困境。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要尊重自然,使自然按照自身的要求發展, 人們應盡可能地讓自然自發地存在……

由于,非人類中心主義在“內在價值”評價理論上的缺失,導致其在行動上,難以逃出人 類利益本位的巢臼。主客體轉換的不現實性,帶來的行動上、以及認識上的困境。實踐的困 難首先來自理論,非人類中心希望使自然按照自身的內在規律發展,使人類不能在實踐上過 分干預自然,要維護自然的原本面目,但人類的行動涉及之處,已經干預了自然,人們對“ 真正的自然面目”的認識也只是人類的一種認識,但是事實是怎樣的,仍是有待思考的問題 ,人類所假想的“自然報復”也是具有人性色彩的假想。其次是現實的物質力量的原因,由 于地球面臨過多的人口的壓力、資源缺乏、能量危機、以及技術造成的浪費等現象,人類在 實踐上試圖普遍地以“非人類中心”為行動準則,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不具備現實基礎。 約瑟夫·德斯亞丁斯(Joseph Desjardins)認為,整體主義(非生態中心觀點之一)的“承諾 不是普遍的;一些道德哲學家對于實踐這種新的到達倫理學的途徑的效果持有嚴肅的保留… …”。[12]如,動物解放/權利論者雷根(T.Regan)認為動物和人一樣,有自然的權利。但是 ,人類在行動中應設定行動的界限,只能在限制的條件內傷害動物。但是事實上,這種邊界 標準無法做到客觀性、無確定性。

人類中心主義無疑是支持以人為價值主體的觀點,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從人的主體性 出發。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的觀點,必然要求站在自然的角度來思考。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 應尊重自然,認為自然與人類應是平等的觀點,無疑削弱了人類的主體地位,這其中預設了 應進行自然與人的主客體關系置換。我們人類如何行動,做,才是符合自然要求的。事實上 ,人類仍在以人類自身的思維方式在假想著自然會如何如何,相應地人類自身該作出何反映 。我們所推測的自然的要求,以及自然對人類行為的反映,都是人類中心的,仍是以人類自 身為主體的思維方式,這就使得非人類中心主義在行動上走入了困境。這就是非人類中心主 義在實踐中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現實中,我們也能看到,從政策、法律的頒布等實際措施上,人類的行動是人類中心的 。即使在經濟發達的美國,“任何十分熟悉美國哲學歷史的人將承認這個假定,和隨之而來 的環境議程的證明,被看作本質上是注重實效的——我的意思是通過它這種思考的方式在美 國哲學學派中成為以實用主義聞名的一種中心地位。”[13]

“現代世界觀的實際失敗……從這個實用主義的框架出發,那么,環境保護主義者批評流 行的現代世界觀是正確的。這個世界觀的實踐內涵是極端地改造生態圈的行為,建構與自然 生態系統隔離的人類共同體和棲息地,不僅中斷他們周圍所在的生態系統,而且大氣和從此 整個地球。這樣的無法忍受的實踐很明顯來自于日益增長的科學證據的優勢。人類在自然環 境中進化出我們目前正在轉變的。因為我們的身體的和心理的支持,我們進化獨立于自然環 境。我們的行為等于在破壞我們所依靠的,并且因此以一非常直接的方式弄巧成拙。推動這 種行為的世界觀因此實際上是錯的。……我在這兒想做的是證明,通過例子,實際的價值不 僅對現代世界觀的批判,而且對指導發展新的環境上友好的替代辦法的持續的方法。”[14] 所以,在實踐上,非人類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無以立足的。在絕大多數人看來行動上是無 法實施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際失敗即體現于此。

三 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的新觀念

如上所述,非人類中心主義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在行動上缺乏有力的現實證據,難以 在當前形成一個可行的標準,成為引導人們行為的規則,自然“內在價值”的意義何在?

巖佐茂認為,“主張必須保護環境的環境倫理,不應該建立在自然的‘權利’與‘固有的 價值’這些虛構的概念上,而要以對現實的認識為前提。”[15]但是,我認為在當前對此的 討論仍具有深刻意義:主要是理論上的發展與實踐的間接影響。盡管對自然內在價值的爭論 ,存在分歧,而且根據上述分析,人們對自然內在價值的內涵也無從把握,在實踐上也不具 備現實性,但是,我們當前進行自然內在價值的探討仍具有深刻意義。

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從否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到尊重自然,承認自然的“ 內在價值”,這是一種在世界觀轉變下的自然觀的發展。這種轉變和發展是有它的現實意義 的。

首先,它對于自然觀的發展,形成新的更為進步、適合人類的發展的自然觀有不容忽視的 影響。在當前,由于人口過多,技術水平以及人類思想文明進步的階段性,在認識上,以及 能力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人類為了維持生存,在實踐上仍然以功利主義為目的處理人與自 然關系。但是,隨著科技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將自然視為具有內在價值的有機體的觀念將 會促進人類自身道德的提升,以及對于人類形成未來更為適應發展需要的自然觀念是一個寶 貴的思想源泉。從這一點上來說,自然“內在價值”的觀念對于形成新的觀念有益。承認自 然“內在價值”的自然觀是人類在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中,形成的一定時期下的自然觀念, 是在原來機械世界觀指導下的“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發展,這對于人類未來形成更為新 穎的新型自然觀念,是可以參照和吸取的理論觀念。

楊通進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把人類中心主義視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倫理 標準,要求所有的人都予以遵守,而把動物解放/權利論、生物平等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理 解為具有終極關懷色彩的個人道德理想,鼓勵人們積極地加以追求。”[16]

自然的固有價值的存在與否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 爭論的意義上,而且對于指導人們的實踐也具有深刻意義。

其次,承認自然“內在價值”,對于增強人們的環境意識,在指導人們的與自然環境相關 的行為活動中,有增強行為主體道德義律、規范主體行為、增強自覺性的重要功能。雖然人 們不能把握自然的具體的“內在價值”內涵,但是在承認它的基礎上,人們會形成對自然的 尊重與愛護,感到人類對自然負有責任和義務,從而減少過分干預自然,破壞環境的行為。 對于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增強行為的自覺性、主動性……。通過從傳統的實用主義的自然觀 轉向視自然存在內在價值的自然觀,使人們在人與自然關系的意識起點上,會更為尊重自然 ,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使人們在道德上、行為上,都會更為積極主動地愛護自然,這無疑 對增強環境保護效果是極為重要的。它對于人的環境主義實踐行為有深層影響。

“價值與無價值的分離永遠是一場試驗或考驗,也是一場意見或情感的斗爭,在斗爭中使 用的是信仰或傳統的力量。”[17]事實上,自然的內在價值的有無,人類無從判別,人類所 能判別的自然價值只能是人與自然關系中體現的人類所認識的自然對人的價值。但是,自然 的“內在價值”存在與否,對于人們的世界觀的轉變,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看法、行為有著 指導意義。這就是“內在價值”對人們的意義。隨著人類工業文明的到來,工具的不斷創新 ,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強,人類的主體意識也日益深化,造成人類充當地球統治者的觀念 日益明顯,從而在行動上將自然當成純粹的物質來源。所以,我們應提倡新的自然觀念,在 新的世界觀的指導下進行改造世界的活動,這樣才能真正改觀目前日益惡化的狀況。“因此 ,思考作為一只蝙蝠會是什么樣似乎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些事實并不存在于可用人類 語言表達的論點的真實性中。我們可能無法陳述或理解這些事實,卻不得不承認它們的存在 。”我們對自然內在價值的判斷,也許就在于我們應承認它的存在,卻不能表述它的內涵。

所以,我認為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這種轉變是有它的存在價值的。雖然生態 中 心在許多人看來,它的實踐性值得懷疑,但從世界觀上,這種轉變在觀念對人們的影響卻是 有現實意義的。

四 世界觀的轉變: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把自然當作奴役的對象,作為生存的資源來源,是傳統的機械的世界觀下的 觀念。杰里米·里夫金認為,機械論的世界觀的觀點,即“宇宙間有一個可以在天體的運行 中觀察到的精確的數學規律。……如何安排自然萬物,使之反映出宇宙間呈現出的秩序。答 案是以最有利于人類追求物質利益的方式來安排自然。這個的新模式的邏輯結論就是:我們 積 累的物質財富越多,世界就必然越有秩序”。機械論的世界觀使人們追求物質生產,認為物 質進步是沒有止境的,財富增長是沒有限度的,“男男女女就這樣遭受到了培根、笛卡爾和 牛頓讓自然遭受的同樣的命運,淪為在冰冷的機械的宇宙中與其它支離破碎的物質發生關系 的純物理”。[18]他通過對機械論世界觀的駁斥,大力提倡熵定律的世界觀,雖然有消極傾 向。但是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理論無疑正是這種機械論世界觀的產物,人們在這種觀念的指 導下,不斷地追逐物質財富生產,以個人或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非人類中心主義或生 態中心主義則尊重自然自身發展,認為自然有其內在價值,這種平等觀念,則超出了傳統的 機械論世界觀的狹隘眼界,是人類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一種新的認識境界。

杰里米·里夫金認為,通過熵定律的應用,改變傳統的機械的世界觀、價值觀,從而對經 濟行為、消費方式發生影響,最終造成對環境的促進,“然而在今天,一種新的世界觀即將 誕生,它最終將作為歷史的組織機制取代牛頓的機械論世界觀,這就是熵的定律,它在今后 的 歷史時期中將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模式。”[19]里夫金希望通過熵定律的這種擴展運用來達到 目的,無論這是否有效,但世界觀的轉變在今天已成為我們根本有效的保護環境、實現人與 自然的和諧共處的真正動力,內生性的源泉。控制人口、發展清潔生產、保護森林……, 需要人們的(價值觀的角度)消費方式、生產方式的改變。通過技術,建立新的物質—能量基 礎,為保持“一致”,人們需要更新觀念,以新的“組織、價值觀念以及世界觀,通過更新 消費 觀念,通過組織以新的觀念的行動,規范一個新的架構”。[20]

“這兒基本的假定是在我們的世界的觀點和我們的行為之間存在一種本質的聯系,一種如 此強烈的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們的世界觀——將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所做的。那么, 為改變我們的世界觀的基本的證明,是做如此的改變是充分改變我們有害行為的唯一現實的 方 法。”[21]

“思想改造是人類和歷史的一個關鍵問題。”[22]只有進行這種世界觀的轉換,人們才可 能真正增強環境保護意識,使“人類的團結不應再建立在對人間拯救的幻想上。這種團結的 基礎在于: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沉淪,意識到我們處在全球紀元羅織的共同情結中,意識到我 們共同面臨的生死問題,意識到這個千年之末的垂危局面。”[23]

日益顯現的環境危機產生了使我們思考怎樣生活并做出改變的迫切要求,如果我們不改變 我 們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思考方式,我們不能做出的必須改變的這個要求應有相當可觀的 價值。但是要求改變的迫切要求并不提供給我們追逐缺乏明顯實際意義的學術爭論的奢侈。 因為趨使新的環境世界觀的發展的動機是出于實際的考慮,對于理論家來說,建構這些新的 世界觀而不忽視它的實際意義是很重要的。當兩種世界觀的實際的環境意義像我們在基督徒 的工作和深生態學之間所發現的一樣緊密時,恰當地回答是相互的支持和合作,并且這種討 論應涉及將信徒的努力整合到任一觀點。在某種程度上,環境理論家能緊記這些實際的含義 ,我們將看見在擁有上述兩種觀點中的一種的理論家中增強的合作,并且我們將注意到他們 做的工作的更大的真正的世界性影響。

作者介紹:陳偉華 南京大學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3 (1976-),女,江西省靖安縣人,南京大學哲學系在讀研究生。 楊曦 清華大學環境系,北京 100084 (1972-),男,江蘇高淳人,清華大學環境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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