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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狀況評價論文
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是指政府和其他供給主體向主要時間從事農業生產和主要收入來源于種養業的職業農民提供的，用于與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特別是生產中生產過程直接相關的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和公益性特征的各類生產性消費（吳春梅，2008）。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財政收入不斷增加，綜合國力日益增強,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研發和市場體系建設進行了大量的資金投入，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但是，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問題依然存在，由此造成農村經濟發展的深層次、根本性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本文對我國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規模和供給結構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其中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規模分析
由于各種公共品量綱不一，對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規模的衡量，主要從財政支出來反映。在寬口徑上，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規模可以從財政支農投入來衡量。國家財政在農業生產上的投入總量增長迅速，但是在財政總投入中的比重卻下降了。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主要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完成。由表1可以看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家財政在農業上的投入總量呈逐年上升趨勢，而且增長數量十分可觀。短短16年時間里，國家在農業上的投入就增加了8倍，絕對增長數達到2825.4億元，接近于1990年全國的財政收入。但是，財政支農的大幅增加是建立在國家財政迅速增長的基礎上的。農業支出在國家總財政中所占的比例卻有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1991年，這一比重高達10.26%，成為除1998年（近年來我國農業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一年，國家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投入巨大）最高的年份。進入21世紀，這一比重長期低于8%的水平，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不相適應。
從窄口徑，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規模可以從農業基礎設施財政投入來表示。國家財政用于農業基本建設的投資總量增長，但是在基本建設中所占比重較小且波動較大。1990-2006年的16年時間里，國家財政在農業基本建設上的投資呈較顯著的上漲趨勢。1990年不足70億，到2006年達到504億元，年均增長41%。從第一個五年計劃的41.8億元到“九五”時期的3143.2億元，從表2可以看出，九五時期我國對農業基本建設的投資實現了一個飛躍。根據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可以得出：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的年均增長幅度是高于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盡管如此，由于比重太小，仍無法改變農業公共投資總量不足的基本事實。
二、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的產品結構分析
按照公共產品的性質分，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分為“軟”生產性公共產品和“硬”生產性公共產品。“硬”生產性公共產品包括大江大河的開發治理，水土保持，防護林建設，農田改造，環境治理，農村水利灌溉系統，中低產田改造，小流域防洪防澇設施建設，農田防護林，病蟲害防治，農村道路建設，鄉村電網建設等。“軟”生產性公共產品包括農業科技成果推廣，信息系統等。
從農村公共產品投入的“硬”件來看，1990年后反映我國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主要硬件指標均呈明顯增長趨勢，如下表3。國家財政在水利基建上的投入不斷增加，16年來灌區增加531處，灌區有效灌溉面積增加679萬公頃，水庫建造2462座，除澇面積年均增長0.66%，水土流失治理面積年均增長5.25%，治堿面積年均增長1.37%，堤防修建6萬公里，農村發電量年均增長16%。節水灌溉面積從2000年的2035萬公頃增加到2006年的2243萬公頃，林業重點工程造林面積從2000年以來都在百萬公頃以上，森林病蟲鼠害防治率穩定在66%左右。中低產田改造從1988以來累計47091萬畝。
從農村公共產品投入的“軟”件來看，我國農業科技投入十分不足。一是科技投入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太低。從政府科技投入占國內科技投入經費的比例來看，目前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占GDP3%的科技投入納入占領世界科技前沿陣地的發展戰略，而我國盡管科技投入年增長速度大于發達國家，但由于投入基數小，絕對值增長小，投入總額為美國的1/16，日本的1/7。2003年全國研發經費支出1520.1億元，僅占國內GDP的1.3%；2004年，僅占國內GDP的1.4%。二是農業科技投入占科技投入的比重太低。發達國家注重對農業科技投入的傾斜，保證農業科技的公共投資強度高于或與政府總科研投資強度持平，而同期我國農業科研公共（政府撥款）投資強度遠遠低于非農業部門，僅為總的科研投資強度的三分之一。在2003年1520.1億元的全國研發經費支出中，農業科研經費為85億元，僅占全國科技總投入的5.6%。三是農業科技投入占農業總產值比重太低。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外農業科研投資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就高達1.5%-2.0%，同期我國僅占0.17%-0.19%，是世界上農業科研投資比重最低的，明顯低于印度、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1985-2003年，農業科研總投入13.55億元增加到85億元，僅占農業總產值的0.2-0.45%，年均增長率3.8%，與農業GDP占全國GDP的15%極不相稱。而且，由于我國農業科研機構和管理部門層次多，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投資經費，又因分散管理和中間環節流失而大大削弱了經費的使用價值。四是農業科研經費直接投入科研的比重太低。農業科研經費主要有兩大部分,一是事業費,一是科研費。目前這兩方面都很短缺。近年來,我國農業科技投資強度僅為30個低收入國家平均強度的2/3，為發達國家的1/5，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準。而農業科研單位的支出卻大幅度增加，農業科研經費來源不穩定。我國人均科研經費2.3萬元，而美國和韓國分別達到82萬元和48萬元。經費投入少，資助強度低，科研條件較差，已成為困擾農業科技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重“硬”輕“軟”。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制約了農民對生產性公共產品需求的有效表達；二是受我國政府官員政績考察機制的影響。最終導致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供給看得見、摸得著的“硬”公共產品，對上級要求考核防洪設施建設、農村電網建設、交通道路建設等公共產品設施項目，而不愿提供農業科技推廣、信息系統等“軟”公共產品，而“軟”生產性公共產品正是農民最需要的，對發展農業生產，實現農業現代化最為關鍵的一環。雖然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農業科技投資力度，促進農業信息化建設，加強農技推廣，全國各地也相繼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組織、開展農業科技下鄉等，根據筆者對湖北省的調查，農民反應普遍較差。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大多數農業專業合作組織帶有行政色彩，農民參與度較低；二是科技下鄉活動開展不夠深入，多停留在宣傳層面，且農技人員數量有限，農民獲得的實際技術指導較少。這種重“硬”輕“軟”的公共產品供給現狀不僅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內部結構失調，還導致供給成本高、增長無序的現象，阻礙了農業健康發展，并在無形之中加重了農民負擔。
三、結論與討論
我國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規模上來看，國家財政在農業上的投入總量呈逐年上升趨勢，而且增長數量十分可觀，絕對數的增長達到空前的規模，但與農村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其增長速度趕不上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的年均增長幅度高于全部基本建設投資，但由于比重太小，仍無法改變農業公共投資問題不足的基本事實。從產品的性質上來看，重“硬”輕“軟”的是我國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長期來看，國家財政應調整農業投入在整個國家財政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軟”公共產品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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