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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體稅種結構面臨契機論文
摘要：雙主體稅種結構模式可以解決單極主體稅種功能偏頗的問題，構建雙主體稅種結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趨勢意義。
關鍵詞：雙主體稅種結構 所得稅 流轉稅 稅制改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鄧子基教授提出“雙主體稅種結構模式”。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歷史經驗，借鑒國外做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稅種結構模式，將流轉稅和所得稅并列為主體稅種。進而言之，不能簡單地以是否實行“以所得稅為主”來判斷稅種模式的先進與落后，不能不顧客觀條件而盲目照搬西方經驗，片面地過早實行以所得稅為主的稅種模式;也不能固守流轉稅為主的傳統模式，不注意發揮所得稅的優勢，而不作相應變革。提高所得稅比重，乃大勢所趨，但此舉決非以排斥流轉稅為前提，所得稅比重向流轉稅靠攏，有一定的自然性，加之稅收政策調整因素的催化，其進程呈現較強的漸進性，且在一定時段出現加速。該論在稅收理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主流觀點。
我們不難發現，“雙主體稅種結構模式”論的基點是務實和效率，內涵翔實，決非簡單的各派理論的調和物。在現實條件面前，強調以所得稅為單極主體稅種的觀點顯得蒼白無力，條件的約束只能注定該觀點暫只是一種幻想；在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僅以流轉稅為單極主體稅種不能勝任多方面的要求。因此，在我國這一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國情下，雙主體稅種結構模式是較佳的選擇。我們不認為這一模式只是一種轉換時期（即由流轉稅為主體稅種向所得稅為主體稅種轉換）的過渡模式，只要符合效率和國情，將來中國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后，稅種結構仍可采用雙主體稅種結構模式。近年來國際上稅種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發達國家由偏重所得稅轉向適度重視流轉稅，流轉稅的比重悄然上升，而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所得稅比重也在逐漸提高。這些情況表明，一個國家理想稅種結構模式的標準應是符合效率，符合本國國情，發揮稅種的全面功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雙主體稅種結構模式恰恰可以解決單極主體稅種功能偏頗的問題。因此，構建雙主體稅種結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趨勢意義。
改革開放后，我國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稅制改革，稅種結構也發生了一定變化。1984年工商稅制改革后的幾年，雙主體稅種結構似乎已初見端倪：1985年，流轉稅比重為46.7%（不含關稅），所得稅比重為34.3%，兩者有接近的跡象，這種情況使持雙主體稅種結構論者頗感欣慰。然而事態的發展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兩大稅種比重接近的態勢未得以延續，相反出現了逐漸拉大距離的情況。至1993年，流轉稅比重達70%，所得稅比重則降為16.3%。就在這段時期，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國力增強，人均GNP由期初的856元提高至3000元以上，按照稅制變化的主要因素判斷，生產力、國家工業化、市場化水平提高，稅收征管水平提高，這些均為雙主體稅種結構的形成提供條件，換言之，在上述情況下，從理論上講對雙主體稅種結構的實現是有助長作用的。然而，我們見到的情形卻令人費解。至1994年，稅種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背離更趨強化，僅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三稅收入比重就達到73%，中國流轉稅與所得稅比重之失衡，在彼時達到一個高點。
為何出現上述稅種結構演進的結果，學術界對此進行了探討。一種觀點認為，稅種結構失衡的原因，與其說在經濟和管理上，不如說在體制和觀念方面。長期以來，政府對國有企業和居民個人一直不征所得稅，盡管1983年對國有企業開征了所得稅，但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系始終不穩定，最終導致所得稅法軟化；對居民個人開征的個人所得稅，更是由于人們的法制觀念、納稅觀念淡薄而舉步維艱。此時，決策部門的征稅偏好不得已轉向既能保證收入，又減少阻力和矛盾，且企業、個人有著納稅習慣的流轉稅，從而逐步形成對流轉稅的過度財政依賴，構成單極主體稅種。
另一種觀點認為，所得稅比重下滑的原因在于稅種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流轉稅按銷售額和營業額征收，同企業成本費用沒有關系，因而不受成本波動影響，稅收收入較為穩定。而所得稅在我國目前主要依靠企業所得稅，企業利潤不但同銷售額和營業額有關，且受成本影響很大，在我國企業經濟效益下降，財務制度調整，稅收管理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所得稅的波動就比較大。
以上觀點有其見地。我們認為，1994年以前出現的所得稅比重下降情況，實質上反映了一個問題，即我國在所得稅（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征管方面尚力不從心，數字的背后流露的是一種無奈。我國在1997年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但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比重與同類國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豐富的稅源，我們是看得到，征不到，甚至于無可捉摸。稅收征管條件和外圍條件的匱乏使我們難以得心應手地征收所得稅。加之企業經濟效益滑坡，很多企業產品積壓，利潤減少甚至虧損（原先為稅收支柱的國有企業尤其如此），所得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降低遂成為事實。
1994年稅制改革后，我國稅種結構又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流轉稅比重在1996年降至66.9%，所得稅比重上升至23.3%。所得稅之所以上升，是因為稅收占GDP比重較低的情況下，所得稅增長幅度高于流轉稅。1997年至今，所得稅增幅均大于流轉稅增幅。我們曾經在《通貨緊縮與稅收政策》（見1999年《涉外稅務》第1期）一文中指出，隨著刺激經濟的宏觀調控措施的到位，通貨緊縮時間不會長久，1999年底可望結束，經濟再次啟動。實際情況大體如此，這對所得稅比重上升無疑有所裨益，下文還要述及。從2000年上半年我國稅收收入狀況看，稅收收入總量為5972億元，增幅20%。所得稅中，企業所得稅達637億元，增幅35%；個人所得稅306億元，增幅60%。流轉稅中，國內增值稅2523億元，增幅14.6%；消費稅402億元，增幅2.1%；營業稅994億元,增幅11.2%。所得稅增幅遠遠大于流轉稅,雖然所得稅絕對數量和占比與流轉稅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但其增長勢頭不可小視。我們可以將1994年后所得稅比重上升而流轉稅比重下降視為稅種結構的正常糾偏,這種演變過程將會持續,當然,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情形。
我們認為，我國雙主體結構的真正形成尚需時日，但所得稅比重上升的現實和潛在條件可以列出很多，這里作一簡要歸納：
首先，國有企業解困增效工作已初見成效，國有企業改革正在不斷深化。
國家原定以三年時間使大部分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目前已進入最后階段。一大批國有企業通過改制發行股票募集資金，增強經濟實力和競爭力。企業利潤一舉扭轉頹勢，數量大幅增加。國有企業活力增強，為積弱已久的企業所得稅重塑地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新經濟周期的如期而至，促進需求增加，客觀上對國企復蘇有較大的刺激作用。1999年我國GDP增幅7.8%,2000年達8%,物價指數停止負增長,消費轉旺,國民經濟景氣度上升,近十年來較佳的經濟狀態正在顯現。這給國企解困增效提供了暖環境。此外，以往熱衷于國企減稅讓利的做法已得到糾正，轉向體制改革，企業注重經濟增長方式，從而增加企業所得稅。
第二，新興的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發展迅猛，在國家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增加。
幾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經濟填補了國企所得稅大幅減少所產生的缺口，已經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細加分析，我們會發現這些企業在所得稅方面仍具相當潛力。長期以來，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采取稅收優惠政策，其中，所得稅優惠措施較多。至今外商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適用不同稅法，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弊端已經出現，要求改革的呼聲甚高。目前，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稅制改革已有必要，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應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須取消一些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實際上，這也符合“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外商投資企業享受一段時期的稅收優惠政策，羽翼豐滿，有能力提供豐富的稅源。從2000年的情況看，涉外企業所得稅增幅達35%以上，如果調整有關稅收政策，其征收數量頗具增長潛力。
第三，隨著國民財富的增加，個人收入將持續增長。
據世界銀行分析，我國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且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個人在國民收入分配份額中占65%以上，中高收入階層有很強的納稅能力。如果征管水平提高和外圍條件改觀，個人所得稅將遠非目前水平。這里我們作一研究。
我們將1985年——1998年我國個人所得稅與相關變量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
以個人所得稅（V）為因變量，稅收收入（V1）、財政收入（V2）和人均GDP（V3）為自變量，回歸結果：
V=-118.459-0.0311V1+0.11V2-0.0551V3
(-9.253) (-0.0663) (2.682) (-4.456) R=0.989 F=293.8
以2000年各自變量預測值代入回歸方程,可得出該年份個人所得稅征收數量為650億元左右。
那么,這個數字是否令人滿意呢?
通過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水平(指個人所得稅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國際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67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國家,該比重為2%至10%之間; 人均GNP在12210美元至36080美元之間的高收入國家,該比重為10%至16%之間。設2000年我國GDP增幅為8%,具體數量為88618億元,若以2%計,個人所得稅可征得1772億元;若以3%計,則可征得2658億元;即便以最保守的比率(1%)計算,也可征得886億元。因此,表面上看,1994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每年都有很大增幅,但絕對量與理論數量相比大相徑庭,潛力甚巨。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1月對銀行儲蓄存款利息開征個人所得稅，暫未實行累進稅率，采用20%的比例稅率。該稅的收入效應逐漸顯現。存款實名制已實施，從而為累進稅率采用創造條件。目前利率水平處于低位，隨著經濟升溫和物價回升，提高利率是有較大空間的，這將為該稅的增長埋下伏筆。現在銀行儲蓄額為6萬億元左右，按現行利率計算，利息所得稅可征120-200億元,這就給個人所得稅增加了砝碼,成為其重要增長點。
如果我國個人所得稅能達到上述測算數量，則所得稅比重有望提高10%—25%，對所得稅地位提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將個人所得稅視為未來最具潛力的稅種，以目前該稅種增長速率與其它稅種增長速率的比較測算，10年左右時間，該稅會成為舉足輕重的主力稅種。
第四，社會保障稅若能開征，也會在統計上增加個人所得稅比重。
對于社會保障稅的性質，學術界有一定爭論，這里暫且不論。由于該稅的稅基是工資薪金，與個人所得稅的部分稅基相同，我們姑且將其視為個人所得稅的變種，在進行分析時歸為個人所得稅收入計算，倘如此，則所得稅比重將增加10個百分點以上。 在國外如日中天的社會保障稅落戶我國，相信只是時間問題。我國社會保障機制的健全，最終還需通過開征社會保障稅加以理順和解決。可以肯定，該稅的開征，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稅種結構的格局。
第五，就流轉稅中的巨頭——增值稅而言，雖其地位顯赫，但潛在的削弱壓力較大。
1994年稅制改革將增值稅征收范圍擴大，使其雄居絕對的主體的稅種。一般說來，增值稅以優良的特性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然而，我國增值稅在“選型”時，出于保證財政收入和防止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等考慮，選擇“生產型”增值稅，其稅基與另兩種類型比較最為寬廣，包括固定資產折舊。實際上意味著在固定資產銷售時征稅，在產品銷售時又征一道稅，仍存在重復征稅，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企業尤為不利，阻礙了企業的技術改造。“生產型”增值稅實際稅負較高，影響產品成本和利潤，擠壓企業利潤，對企業所得稅有直接的減少作用。國際上看，絕大多數國家實行“消費型”或“收入型”增值稅，尤以“消費型”為典范。采用“生產型”的國家很少。增值稅的改型已勢在必行（至少可以先在部分行業推行“消費型”增值稅）。近幾年來，增值稅在稅收收入中占比一般為40%以上，僅此一個稅種，即對整個稅收收入任務的完成起關鍵作用。每年稅收收入任務完成與否，依仰于“兩稅”，增值稅的聚財使命不言自明。這種過分依賴某一稅種的狀況并不理想，與雙主體稅種結構不符。目前國家財政形勢趨好，恰恰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良好氛圍，改革時機來臨，應加以研究，適時出臺。若“消費型 ”增值稅付諸實施，將對我國稅種結構產生兩方面影響：一是增值稅數量有一定減少，由于其有在流轉稅乃至整體稅收中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直接減少了流轉稅比重；二是企業所得稅數量有所增加。這種雙重作用的結果，使所得稅無形之中向流轉稅靠攏，兩者有互相接近的趨勢。顯然，稅收制度的改革，稅收政策的變化，客觀上是一種外力推動稅種結構演進的進程。所得稅的發展空間之廣闊、潛力之巨大是毫無疑問的，其比重的增加，確乎代表了我國稅種結構變化的趨勢，也反映了我國稅種結構在經歷了較長時期的所謂“跛子”結構階段后逐漸修正的態勢。這種修正過程與我國經濟增長是同步的，也與稅收征管水平、外部條件的改善相關。繼1994年稅制改革后，大規模的稅制改革已有展開必要，問題只不過是如何運作，分步走抑或一步到位，以及改革力度的把握。不管如何，稅制改革都將影響稅種結構的格局。如果以上述因素演變，保守測算，所得稅在2010年將接近流轉稅，我國雙主體稅種結構遂于此時得以真正確立。決策部門應該在政策導向和目標制定上明確構建雙主體稅種結構，有意識地在此基點上進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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