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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新人文劇論文
摘要：
非功利的藝術與功利的商業這種嫁接從根本上就決定了它的內在矛盾，其中的尺度太難平衡。形式大于內容始終是新人文劇最致命的問題。商業訴求在客觀上總會限制審美在內容上的深化。
隨著電視劇似水年華》在央視八套播出，“新人文劇”這一概念浮出水面，并且由于媒體的炒作而迅速成為大眾話題。被歸并在這一概念下的有《大明宮詞）、《橘子紅了）、《人間四月天》、《似水年華》、《半生緣》等近年來被廣為關注同時又備受爭議的一些電視劇。這一概念的出籠和圍繞它的褒貶爭議很能說明當今電視劇創作和消費的一些問題，對其進行解讀有助于我們對問題的澄清和理解。
一、關于“新人文劇”的提法。
有人說是作品宣傳需要而炮制出來的，有人說是客觀存在的類型。對其內涵的界定也眾說不一，一種觀點稱它淵流于“人文劇”，對立的觀點則認為它實質上就是“偶像劇”的變體。這種兩極評價反映了這一類型電視劇的復雜。
我們注意到，確實有這么一批唯美的電視劇試圖在當今熙熙攘攘的電視劇壇上另樹一幟，當它們在主題、趣味、表現手法等方面形成了類型，需要一種稱謂來概括時，“新人文劇”的名稱就這樣提出來了，至于它是否妥貼準確，尚待進一步界定其內涵，清理其外延。
以前，我們把那些自覺追求人文精神的電視劇稱之為“人文劇”，如《圍城》、一地雞毛》等。所謂人文精神，就是關注人以及人的生存狀態，肯定張揚人性，關懷人的現實需求和精神需求，表現在作品中就是注重現實人生，注意開掘思想內涵和人物性格，追求敘事的真實和情感的真切等。
顯然，“新人文劇”在現實關懷上與“人文劇”相去甚遠，從《大明官詞到《似水年華》，這一類型的電視劇走的都是浪漫一路，把歷史個人化，把故事情緒化，把愛情神話化，寄托浪漫溫情或者渲泄激揚悲憤。它們有意無意地忽略社會發生內容這一點倒像是偶像劇，如永恒的愛情主題，感性氣氛的渲染，畫龍點睛的音樂，精致的畫面以及偶像作用的發揮等，使它們與商業性的偶像劇瓜葛頗深。
那么，是什么使這一類的電視劇號稱“新人文劇”呢？近年市場化的運作，使越來越多的電視劇向著模式化、規格化發展，在強調大眾化、通俗性的輿論中，偶像劇成為新寵。純粹的大眾敘事，以受眾的接受心理為創作前提，以娛樂為要義，一時風頭正勁�！靶氯宋膭 闭窃谶@一點上與其不同。以李少紅為代表的一批電影導演介入電視劇，將電影創作中對藝術主體性的強調，對導演個性風格的重視引入電視劇，在創作上表現出了更多的藝術追求，以審美為旨歸。通過美的建構提升精神，解放心靈是人文精神的題中之義，因而追求審美的“新人文劇”被認為具有人文氣息而得名。
但是仔細分析，這一類型電視劇所表現出來的優雅、唯美、抒情等特征更偏重于形式，它與時下通俗偶像劇的不同有如當年昆曲與京劇的區別，前者委婉深曲，后者直露淺白，在深層的思想內容上并無重大不同。這種形式審美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人文關懷應該存疑。
介于“偶像劇”與“人文劇”之間的“新人文劇”，最大特征就是令審美追求與商業訴求存于一體，試圖協調藝術品位與商業邏輯的關系，圍繞它的爭議與關注其實都緣于此。
二、“新人文劇”獨樹一幟，突出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情節情緒化。
“新人文劇”的領軍人物李少紅，首先嘗試以個人情緒化的方式講故事，以情緒推動情節進程�！洞竺鞴僭~》中貫穿著太平公主的內心獨白，以她的感受展開歷史的述說（似水年華》里，英和文的故事幾乎沒有明顯的情節可尋，全靠人物的心理變化推動故事向前。這種做法，就使戲劇所需的矛盾和懸念自外部人物關系的斗爭轉向人物內心的沖突。作品內涵豐富，情緒的纏綿往復或一氣貫注就會引起深刻的懸念，它能上升為有情感或象征參與的深層牽連的激情，而不象編織的情節那樣屬于人為制造的好奇心，缺乏感動因而只能是好奇心；作品內涵空虛的話，這種情緒化敘述就會寡淡如水，非但不能激起激情，甚至于不能激起好奇心。
2、人物意念化。
人物的魅力一是看他是否來自于生活；二看他是否帶著創作者的心靈感悟和體驗。一般說來，寄寓著創作者意念的人物更具有廣度和深度，前提條件是他們必須是個性鮮活的。但是部分“新人文劇”由于賦予了人物過多的意念，而使人物標簽化，角色所代表的含義一目了然。比如《橘子紅了》，大媽就代表一個被封建思想扭曲了人性的同時又富于人情味的女人，但是劇中既對這種復雜人性的內在依據缺乏交待，對她行為心理的解釋又蒼白無力。再如似水年華》中文的形象，對他的外在個性特點可謂反復申明，如一介碩士偏隱小鎮修古書的怪僻和認死理等，但對支撐這些個性特點的內在情性卻虛晃而過，完全不予說明。這些人物因此十分缺少現實感，實際上只是創作者意念的產物。而任何時候，命運的殘酷都來自于人性的抗爭和無奈，沒有真實的人性，悲劇就只能是誤會和巧合的結果，這就使一些作品淪落為膚淺的言情劇，而失掉了悲劇的品格和力量。
3、節奏偏緩慢。
舒緩的節奏比較適合古典審美：
一定距離的靜觀，超越感官的心靈的沉醉，條件是創作者提供了某種意境，把人引向更高更遠的外界而非自身感官的快感。意境的營造并不簡單，既需要創作者的人生境界和人生體味出場，又需要內容的鋪墊和積聚。有意境，才有靜觀和沉醉，人們觀看才不覺緩慢，能使現代人浮躁的心清淡下來。比如《橘子紅了》中黃磊坐在廊下看天的意境，時間流逝了而很多東西還在這里——對它的品味確實需要時間和舒緩的節奏。但沒有意境時，大量既無目標吸引力又無情節凝聚力的鏡頭只為了一點小感受和小情調，就顯得松散拖沓�！爱斣谝欢ǖ臅r間內所出現的事物比我們所期待的要少時，就會使我們感到時間本身，從而產生厭倦”。，緩慢的節奏就會變成對觀眾耐心的考驗，《似水年華》中大量烏鎮的風景鏡頭即屬此類。
從上述分析可見，這些審美處理實際上都是雙刃劍，當它與作品內涵、與人物個性、與意境營造結合在一起時，就會引向對人的生存狀態的深層追問，對人的精神要求的終極關懷，從而實現審美的最終目的——提升精神、凈化情感。當它們沒有深厚的內容支撐時，就只剩下審美形式和表現元素了，沒有情緒，只剩下語言和音樂；沒有意境，只剩下風光和布景；沒有人物，只剩下服裝和偶像。 從“新人文劇”的實際效果看，良莠互見，大多數情況下不很理想，美的建構要么淺嘗輒止，要么止于形式，最糟的情況是弄巧成拙，內容完全萎縮在形式下。究其原因，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這些審美追求是嫁接在商業訴求上的，商業訴求使審美在內容上作出讓步，僅停留在表現形式上，使它的審美追求不能純粹不能徹底。
三電視劇是最早實現市場化與制播分離的電視藝術品種，商業運作迫使它面向市場。
“新人文劇”向市場的妥協表現在：它所包含的商業訴求與它的審美追求一樣鮮明：
1、永恒愛情的主題。
“新人文劇”普遍選擇愛情這一“最通俗的溝通主題和最安全的審美體驗，”。何為？“以廣大市場作為目標，意味著內容必須被化解為可被普遍消費的母題”�？善毡橄M意味著它需要溫情脈脈，不會觸及人性的某些真正殘酷之處以及有意回避某些道德禁區，這實際上妨礙了它對內涵的培植和主題的開掘。
2、偶像化。
“新人文劇”的共同特征就是片中大腕云集，無非是想利用明星效應。明星的號召力源于他們獲得了觀眾的認同，能滿足受眾的心理投射需要。但樹立偶像束縛了創作者的手腳，務使人物形象在道德上盡可能是善的，以使觀眾產生認同，這就令人物的復雜和深度大打折扣�！度碎g四月天》中徐志摩糾纏于三段感情中，當創作者用死亡這一簡單的不可抗力解決他的矛盾時，保住了偶像純潔的同時錯過了深層次上人性的、道德的拷問。
3、形式化。
為了讀圖時代的受眾需要，“新人文劇”在影視語言的探索上作了多種嘗試，美侖美奐的畫面和音樂極具視聽沖擊力。服裝、道具、語言、光效、色彩、音樂都成為賣點，當形式壓倒內容時，藝術就成為包裝，審美褪變為噱頭。
4、虛無情調。
人海中的擦肩而過、命運的無常、紅塵中的寂寞，這些傷感顯然給平庸的生活帶來了某些調劑。“新人文劇”中有大量類似的虛無嗟嘆，實際上是風花雪月的變調，它們也構成了某種生活的消費品，是頗受時下城市小資們青睞的一種情調，人生的復雜體味經常被這些情調輕輕帶過了。
審美追求與商業訴求的尷尬共存，使“新人文劇”成了一種很難一語道盡的電視類型，造成了同樣尷尬的收視效果——“有人喜歡有人煩”。喜歡的人或認同它的審美追求，認為它為觀眾提供了另類的審美情趣，唯莢而抒情，或認同它的商業訴求，受形式包裝、偶像號召、虛無情調的吸引；煩的人或嫌它在審美上做作矯情，或覺得它在商業上缺乏看點，情節單一、人物蒼白、節奏拖沓。這種兩極評價使每一部新人文劇推出都引起爭議。
四撇開情緒化的褒貶，從電視劇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新人文劇”是一種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類型。
對它的客觀評價有助于我們澄清對當前電視劇創作中某些問題的理解。
首先，“新人文劇”對審美追求與商業訴求的融合，這種嘗試應予肯定。我們是“在一個技術化的時代張揚藝術，在一個泛審美的時代強化審美，在一個非個性化的時代尋求個性�！薄＿@構成了當前電視劇創作的兩難處境。作為藝術的電視劇要追求深層的審美，作為大眾敘事的電視劇又必須順應電視劇制作中的娛樂法則。因此協調個性創造與大眾趣味，兼顧藝術與市場，是電視劇創作必須面對的問題，當這是不得不然的選擇時，“新人文劇”的這種努力本身無論得失都應肯定，它為后來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另外，“新人文劇”抓住了形式作為溝通藝術與商業的關節點，對商業訴求與審美追求的融合不乏成功之處。形式上的探索是藝術的重要目標，形式也是當今包裝時代提高商品附加值的核心手段，在這一點上，“新人文劇”藝術和商業的嫁接是成功的，它不僅吸引了知識階層的收看也吸引了普通觀眾的眼球，以其唯美風格創造出了一種新的電視劇類型滿足了觀眾對電視劇多元化、精致化的需求；同時它的精良制作和藝術獨創性所建立的標準、提供的經驗，有助于我國電視劇質量的總體提高。
但是，從根本上看，“新人文劇融合審美與商業的努力又使它處于一個兩難境地。非功利的藝術與功利的商業這種嫁接，從根本上就決定了它的內在矛盾，其中的尺度太難平衡形式大于內容始終是“新人文劇”最致命的問題。商業訴求在客觀上總會限制審美在內容上的深化，僅有形式的審美最終就只能成為單純的聲色渲染，與其審美追求的初衷相悖。而審美追求又限制了它在內容上過多地媚俗，一味在形式上做文章又令觀眾很快厭倦，從而與其商業訴求的目的相違備。這種尷尬，不僅表現在收視和評價的兩極分化上，也日益影響到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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