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對國際游資和對沖基金監管的謅議

自七十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的論點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主張金融市場自由化的人認為：金融市場自由化有利于作為生產要素的資金無阻礙地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金融市場存在自動調節失衡的機制，政府的干預于事無補，反而會把資本趕跑；另外，游資中的投機資本還能起到穩定價格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為運作國際游資的龍頭，對沖基金一直被視作少數大富翁組成的私人機構，其投資行為屬于個人行為，政府無權對他們進行干預等。即使在新興市場（如東南亞）接連爆發金融危機時，許多西方經濟學家仍堅持為金融自由化辯護，把金融危機的主要責任歸咎于受害國內部的經濟結構、金融體系、匯率制度等的不完善（我們不否認這些因素的存在）。當東南亞國家金融危機還遠沒有結束的時候，1997年12月，世貿成員國達成環球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協議，進一步推動金融自由化的步伐。1998年8月，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會做證時表示，不會為拯救世界而減息，其主要任務是維持美國經濟健康，同時他還批評香港政府干預市場，將使民眾失去對金管局的信心，并稱干預不會成功。但在短短兩周后，9月份LTCM瀕臨倒閉，巨額國際資本無序流動也對發達國家經濟產生了不利影響，此時格林斯潘的見解也不得不有較大的轉變，由紐約聯儲出面組織挽救LTCM，在10月1日的國會做證中格林斯潘為這種干預辯護時聲稱：LTCM基金的倒閉可能會危害到世界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此一時彼一時，我們可以看到，是否干預監管完全取決于決策制定者的利益和立場。

    事實上，近年來巨額短期資本的流動以及對沖基金的興風作浪已經造成了新興金融市場的巨幅動蕩，投機并沒有起到穩定價格的作用，反而加劇了市場的波動等，極大地損害了新興國家的經濟利益，在各國經濟金融相互緊密關聯的時代，巨幅的市場波動最終也會傳導到發達國家，損害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近來主張對國際游資和對沖基金進行監管的論點得到了較多的呼應。1998年所發生的多起國際金融市場起伏，促使我們思考是否應該加強對國際游資和對沖基金進行監管。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將金融市場自由化看成長期的任務，有步驟地、謹慎地推進。我們承認，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雖然我們不能將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根源歸因于這些投機資本，然而我們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從港府與對沖基金的世紀金融大戰中，看到了巨額短期國際游資和對沖基金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巨大破壞作用。金融自由化只能作為手段，而不能成為目的。如果當前金融自由化不能發揮有效配置資源功能、危害一國經濟實體、吞噬國民財富時，就有必要對這種工具進行某種制約。

    其次，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的外部性很強的行業，因為其經營結果會影響許多的投資者，對于整個經濟的穩定具有特殊意義，因此金融業的特點決定了不能任由金融市場盲目自由地發展。目前大型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為投機者和套期保值者提供巨額資金，本身也積極參與金融市場的各種交易。在利益的驅使下，或者在借款人良好資信與名氣的光環的籠罩下，他們很容易向實際上并不十分了解的機構在未經嚴格審查的情況下，提供巨額資金。銀行不負責任的放款實際上是將中小儲戶的資金投入了一個神秘的黑箱--他們并不清楚這筆錢被用于多大風險的投資，而提供資金的人卻未得到相應的風險補償。對沖基金正是通過這個黑箱，將風險轉移給廣大儲戶，而自己則無償占有了高風險帶來的高收益。但是在對沖基金決策出現失誤，發生損失時，銀行也會被拖下水，政府當然不能坐視不理，于是出現了權力與義務不一致的現象：政府無權監管對沖基金，可是當對沖基金決策失誤出現虧損時政府又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只要對沖基金從銀行得到巨額貸款，他們的活動就絕不應該被簡單的視作少數投資者的個人行為。對他們的態度只有兩條：要么不從銀行獲得貸款，只用自己的錢玩，愛怎么賭都行；如果要從銀行獲得貸款，就必須接受政府有關機構的監管。98年12月美國政府部門和金融監管機構針對今年９月美國對沖基金失控這一情況，目前正采取措施，加強對對沖基金、銀行、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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