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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狀元成功沒有唯一標準!
廣州日報 作者: 徐靜 實習生陳敬霖、陳文標
多個調查認為,恢復高考后的中國高考狀元無一人成為所在職業領域的領軍人物。事關高考狀元,引發人們的關注和議論在所難免。盡管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教育體制帶來的結果,高考狀元不代表“最優秀”,但更多的人還是認為多數高考狀元現在混得并不差,他們即使不是婦孺皆知也應是職場中的佼佼者,況且職場領袖也不應是成功的唯一標準。 狀元無一成為職業領軍人物 日前,有媒體記者調查了1977年至1999年湖南24名狀元的職業狀況,竟發現無一人成為所在職業領域的領軍人物,甚至大多已湮沒無聞,有的成了全職太太。此外,云南教育廳長羅崇敏研究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來全國的124名高考狀元,他在6月25日公開發表調研結果:“他們一個都沒有成為所從事職業領域的領軍人物。” 7月11日,中國校友會網總編、“高考狀元研究”課題組專家趙德國介紹,該課題組調查了自1952年至2011年全國范圍內的1400名高考狀元,現有的“職場狀元”名單中出現了高考狀元的身影(兩院院士),但交集非常少,且都是上世紀50年代的高考狀元。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高考狀元無一人成為職場狀元。 教育制度扼殺創新? 媒體的報道通過微博開始在網上發酵。當然,首當其沖要被批評的無疑是誰都可以批評幾句的中國教育環境。網友“嘉善博士”就說,“現行教育體制下,培養的所謂狀元,能有什么用?值得反思!我曾從事過中學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反覺得職教出來的學生,敢闖敢拼,倒有一番成就。” 有專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封閉的環境,加上老師、同學對于學習好的同學比較包容,容易將他們打造成‘溫室的花朵’、‘象牙塔內的狀元’。如果未在大學調試好,進入社會后短期內將很難適應,對社會的理解、接受度也不高。”“在中國的中學教育和家庭教育中,人們更多關注的是分數,忽視了性格和人際交往能力的培養。” “應試教育的悲哀啊!教育為啥求同伐異?從幼兒園開始就扼殺創造的靈感,只會模仿,難以創新,只重結果,忽視過程……我改變不了這現狀,但不能讓它改變我。”網友“狼行天下4885”說。 狀元產生亦屬偶然現象 不過,很多人還是沒有“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他們對高考狀元給出了同情和理解。有網友就認為,就像高考不是檢驗學生優秀與否的一切標準一樣,職場領袖也不是成功的唯一標準,甚至很有可能對這個角色略有不屑。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張敏強教授認為,高考狀元沒有成為職業的領軍人物其實也屬正常。首先,一個考生要成為狀元的幾率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其實考試相差5分,10分,甚至20分的學生水平都差不多。而狀元被過分放大,戴過多的光環,總覺得他們必須在每一次考試中都拿第一,不然就說狀元居然沒考第一,這給他們過多的壓力,不利于正在成長的青少年。同時,狀元背著過重的包袱,難以承受,就容易選擇逃避,因此難以成就預想中的事業。 還有人從更為專業的角度進行爭論。“這個結論值得商榷吧:1.全文未對‘職場狀元’這一變量給出定義與標準;2.樣本選取存在明顯漏洞;3.未對特征變量進行控制,如已不屬于我國國籍的高考狀元,很多中學成績優秀者已在高考前保送等。” 狀元其實混得并不差 同時,張敏強也認為,不能說一定要成為職業領軍人物才能標志著狀元的成功。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理想不同,所追求的事物有所不同,成功沒有唯一的定義。“一個人的目標理想是成為全職太太,最終她達到了,她過著她喜歡的生活,那也就是成功。”他說。 成為樣本的部分湖南狀元已是大學教授和行政管理者,也有人成為親子教育專家和記者。在廣州一家媒體,也有福建省某年的高考狀元,作為一名記者,她成為同事們公認的優秀記者之一。“不是說成為領軍人才才是成功,這樣的標準對高考狀元實在太過苛刻。”有市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即使很多狀元沒有成為職場婦孺皆知之人,但也應是其中的佼佼者。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上世紀70年代恢復高考后,廣東高考狀元多在大學、企業任職,還有成為著名網絡企業的工程師,他們過得并不差,只是未能達到人們此前想象的事業高度而已。 其實,即使在中國古代,科舉狀元也絕非個個都能成就萬世功名。與洪秀全、顧炎武、蒲松齡相比,傅以漸、王式丹、林召棠的名字恐怕少有人知,后者都曾是科舉狀元。“人能否被記住,不是你做了多大官,而是看你做了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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