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胡適的文化觀論文

　　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論胡適的文化觀論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是其中精神領袖之一，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真實。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30年里，胡適一直是作為負面歷史人物形象出現在大陸的學術界。其“歷史觀”也受到了廣泛而全面的批判。①改革開放以來的近40年來，學術界對胡適的整體評價逐漸由負面轉向正面，進而更加全面，對其“歷史觀”學術價值與產生的問題分析，也趨于客觀。一般而言，學界對胡適歷史觀中所蘊含的進化論思想、杜威實驗主義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對其史學思想與中國乾嘉學術以及與近現代疑古思潮的關系、歷史觀的得失，論之頗詳。②然而，就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胡適用“歷史的眼光”看待中國的典籍，以及在“中國文化史”的大歷史視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識分類研究的知識譜系的構劃，系統的研究方法，似乎關注得還不夠充分。

　　本文的要點并不在于比較新史學運動中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等人的作用大小問題，而是僅僅從“歷史的眼光”出發，來考察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的歷史觀，并從如下兩個大的方面來重新認識與評價胡適這一歷史時期“歷史觀”的思想內容:一是胡適對待中國古代歷史的基本態度與看法，二是胡適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具體要求與方法論思考，然后再重新認識其歷史觀對近現代疑古思潮的貢獻。

　　一、“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理國故”

　　可以這樣說，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是胡適哲學思想的靈通，也是其“古史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歷史主義的態度則是胡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學的整合。胡適認為，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研究“古學”，必須要有現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擴大研究的范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這三種方法統合起來，就是要“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眾所周知，章學誠在乾嘉時代，為了對抗考據學，以自己特有的“別識心裁”，重提“六經皆史”的命題，再一次將史學提高到與經學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說，試圖用史學取代經學。龔自珍也曾提出“六經者， 因此，胡適的“歷史的眼光”，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廣闊的史學眼光繼承并光大了了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以及龔自珍“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史學思想，將“史學”的研究范圍進一步地擴大了，而且將史學研究的目標轉換到追求客觀歷史真相的認識論方向上。歷史學研究首先要以真實材料為基礎，從而揭示歷史的真相，在把握歷史真相的基礎上來重估一切歷史事件的價值。

　　二、“中國文化史”視野下的古史研究方法論

　　在“中國文化史”的廣闊歷史學視野下，胡適歷史觀中所包含的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思想，主要體現在“整理國故”的主張之中。在胡適的眼中，“國故”即是中國的文化歷史，簡稱之為“國學”。整理國故，需要一現代的科學方法。而由系統的現代科學方法組成的方法體系可以視作其歷史研究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的具體內容即是胡適提出的“系統的整理”的設想和“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方法。“系統的整理”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結賬式的整理，三是專史式的整理。“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方法，即是一種廣義的比較研究法。以此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從而使中國的古代文化歷史的研究獲得一種廣闊的學術視野，擺脫傳統學術的門戶之見。聯系上文所講到的“拿歷史的眼光”來研究歷史的一條來看，胡適古史研究方法論大體上可以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在人類歷史變化發展的時間序列里，給每一文化歷史現象、歷史人物一個客觀的定位，在“求真”的基礎上展開其他各項的歷史評判工作。其二是通過“系統的整理”方法，對歷史文獻、歷史事件作一清理工作，并通過各專門史的研究以深化人們對文化歷史現象的全面、深刻的認識。其三是通過博采資料的方法，在比較研究的視野里從事中國古史的解釋與說明工作。下文著重評述后面兩種歷史研究方法。

　　胡適提出“系統的整理”中國文化歷史的思想主張，是通過三種具體的方法來實現的，其一是“索引式的整理”。其具體意思是:“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比如說，將《說文解字》依部首、或依筆劃，再加中一個檢字的索引，編一本《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之類。

　　三、胡適的“新史學”對現代中國“疑古”思潮的推動及其生長點

　　說起近現代中國的“疑古”思潮，人們自然首先想到顧領剛先生。其實，“疑古”思潮是由胡適、錢玄同、顧領剛三人共同發起的。錢穆應顧領剛之邀而為《崔東壁遺書》所作的序文，對此有非常生動地描述:“三君者(指胡適、錢玄同、顧領剛，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懸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獸之泛濫縱橫于四野，要之，凡識字幾于無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杰，開拓萬古心胸’，于三君乎見之。在近現代思想史上，胡適是“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先驅性人物。近現代學術思想史領域里的激進“疑古”思潮的出現，也應當從胡適說起。據顧領剛《古史辨自序》所言，在1917年前后的幾年里，胡適發表的論文時常給他以“研究歷史的方法”的啟示，讓他“都能深摯地了解而承受”，使得顧領剛“發生一種自覺心”，知道最適合他的“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胡適發表在亞東圖書館新式標點本《水滸》上面的長序，讓顧領剛對于小說版本問題的復雜性有了意想不到的認識。他說:“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說中的著作和版本的問題會得這樣的復雜，它所本的故事的來歷和演變又有這許多的層次的。若不經他的考證，這件故事的變遷狀況只在若有若無之間，我們便將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簡單，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從胡適歷史研究方法中獲得“暗示”，顧領剛“更回想起以前做戲迷時所受的教訓，覺得用了這樣的方法可以討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后來顧領剛提煉出“故事結構”的觀念，并用“故事結構”的觀念來解釋歷史傳說中的故事“先型”與后演義的故事關系，并將之運用到古史的研究上面。他說:“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果、封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底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那時正畢業之后，初到母校圖書館服務，很想整理書目，對于此事只是一個空浮的想象而已。

　　四、余論

　　胡適雖然到處都提倡科學方法，但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里，胡適并沒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新史學”肯定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說:“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象力。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功夫;沒有高遠的想象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雖然，這里所說的“想象力”不一定是文學、藝術的想象力，而與他的“大膽假設”幾乎是同義詞，然而也不應該否定藝術的想象力內容。這一點可以從他為陳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冊所作的書評中看出。胡適這樣寫道:“史學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方面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解釋。而且也正是從古史敘述的藝術性角度，高度肯定了陳衡哲女士的這本十萬字的西洋史的長處。

　　一般而言，對于胡適歷史學思想的研究，如果沒有新史料的發現，現在幾乎難以有新的話可說了。本文著眼于胡適的“歷史的眼光”這一大歷史的觀念，并將其與清代歷史學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觀念、龔自珍的歷史觀聯系起來，考察胡適“歷史的眼光”與中國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關系，從而揭曉示其特殊的歷史貢獻，并從現代人文知識的譜系學建立角度考察其新史學所開出的專門史研究方向及其歷史貢獻，最后又重新考察了其新史學與疑古思想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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