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的道統論

近年來，當代新儒家受到來自傳統文化研究群體內部的批評，確切地說是受到同樣對儒家傳統采取衛護立場的某些專家學者的批評�？梢哉f自新儒家作為中國現當代思想史、學術史上的一個派別出現之日起，此類情況就時有發生，但近年此類批評所表現出的系統性和尖銳性，卻是前所未有的。應當說這種情況的出現并不是壞事，它在一定意義上標示了儒學研究的進展和深入，因為來自自由主義等方面的批評更多地是著眼于儒學的社會功能及其對民族現代化所可能發生的影響，而來自傳統營壘內部的批評則首先是著眼于對儒家和儒家傳統本身的認識，從重建傳統的角度看，應當說后一方面的爭論更深入到了問題的核心。

無論人們抱怎樣的態度，當代新儒家作為中國現當代的一個思想文化派別或思潮的存在乃是一不可掩蓋的事實，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對之加以定位，例如從近代以來的文化沖突中定位，從中國現當代思潮的相互關系中定位，從民族現代化的過程中定位，從純學理的（哲學的或宗教的）層面定位，從學術史的層面定位，乃至從人類文化的現代發展及其前景方面定位，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我們對新儒家還必須從儒家思想自身的傳衍發展的角度為之定位，這關涉到對儒家和儒家傳統本身的理解和認識。如何認識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與核心內容？當代新儒學與傳統儒學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新儒家對儒家思想的詮釋和發揮能夠代表儒家思想之現代發展所應有的方向嗎？亦或表現出某種實質性的誤導與不相應？這一類問題的討論和詰難已經與來自自由主義方面的批評有實質性的差異，因為在后者的批評中通常已經預設了新儒家思想與儒家傳統之間的一致性。

在來自傳統營壘的諸種批評中，又以余英時先生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對當代新儒家思想的檢討較具影響力和代表性。[1]本文的思考與拜讀余先生的文章有關，但本文的立意卻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呼應或回應余先生文章中的問題，[2] 而是立足于客觀地分析新儒家道統論的形成及其內容，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對于儒家與新儒家的道統論（特別是儒家自身的發展中所謂道統與學統之關系）的一點認識。

一、 梁、熊、馮的有關思想

余先生在文章中論及三種道統觀：一是為錢穆先生所批評的由韓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學加以發揮倡導的“主觀的”、“一線單傳的”道統觀，它表現為某種具體的傳道譜系；二是錢先生本人所主張的謂“此一整個文化大傳統即是道統”的“思想史家的道統觀”；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現為“以對心性”的理解和體證為標準的“哲學家的道統觀”。[3]而余先生所論新儒家的道統觀乃是特指“哲學家的道統觀”而言，此所謂新儒家又是特指由熊十力的師門傳承所形成的哲學流派，更確切地說主要是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師徒而言。[4]

從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5]到韓愈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傳道系統，[6]再到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確提出“道統”一詞，傳統儒家的道統觀確是與具體的傳道譜系關聯在一起。至于余先生所說“思想史家的道統觀”自然已與宋明儒所謂“道統”的本義相去甚遠，此在錢穆先生的著作中，本來就屬退一步的說法或云姑且言之之意，因為錢先生本來就對理學家所謂道統持批評的態度。

至于“哲學家的道統觀”，依余先生所論：“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種強烈的道統意識，但是他們重建道統的方式則已與宋明以來的一般取徑有所不同。他們不重傳道世系，也不講‘傳心’，而是以對‘心性’的理解和體證來判斷歷史上的儒者是否見得‘道體’。在這一點上，他們確與陸、王的風格比較接近。由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諸人對于‘心’、‘性’、‘道體’的確切涵義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都沒有獲得一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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