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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與為學，當代儒者的社會功能與角色定位哲學論文
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由于其官僚、學者和鄉紳一體的社會角色，儒者發揮著“在朝則美政，在鄉則美風俗”以及“傳道、授業、解惑”的功能。但在當代，儒者仿佛只能限于知識分子的圈子。并且，研究儒家學問的知識分子亦并非個個服膺儒學的基本價值觀念而堪稱儒者。因此，對當代儒者一種頗有代表性的定位是僅將其視為一種知識生產者，其職能只是制造多種知識產品中的一種，以為文化消費之用。這種看法其實也包涵著對當代儒者的某種評價，因為較之傳統儒者，當代儒者似乎只保留了“授業”的功能，“解惑”已難保證，“傳道”更無從談起。所謂當代儒學“知識化”的斷語，主要也是包涵了這種涵義。而就傳統儒學一貫的精神方向而言，若果真如此，則無疑表明了當代儒者角色和功能的退化。
這種對當代儒學的判斷，其實首先是以“道”與“學”的范疇相異性以及“為道”與“為學”作為兩種不同的取徑為其預設的。所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知識系統和道德情操，二者具有不同的品格，而德性的鑄就與知識的建立，也的確依賴不同的方式。古人早已看到了這一點，理學中“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的區別、“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差異，正是反映了其中的矛盾與異質性。而就傳統儒學一貫的德性優先立場而言，如果對與德性相關的各種問題的探究，異化為一種單純的知識系統，無法成為人的一種內在精神氣質，則此時的“學”便成為一種“不見道”或恰足以障蔽道的東西，也就失去了儒者通常將其理解為“覺”的那種應然意義了。事實上，從價值信仰的角度而言，世界上各大宗教——倫理傳統幾乎無一例外地面對著同樣的問題。應當作為內在價值的東西一旦淪為外在的知識產品，無疑便失去了其源初的意義。就首先作為一種價值信仰系統的儒學來說，這一點自然要常加反省。而傳統儒學在其發展史上的種種自我批判，就某一視角來看，顯然可以視為一種歷代儒者在儒學面臨喪失其內在價值的情況下，力圖不斷擺脫僵化凝固，從而回到其精神生命的過程。就此而言，對當代儒學知識化的評斷，不啻是一種頗為嚴厲的批評。如果當代儒學果真成為一種單純的知識系統，則無異意味著儒學已不成其為儒學，或至少意味著它失去了其源初的本然涵義。
然而，盡管“為道”與“為學”的差異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若因此便將“道”與“學”打作兩橛，認為兩者完全難以兼容，則不免既無視于人類歷史的經驗，又流于理論思考上的僵化與簡陋。事實上，歷代的儒者們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道”與“學”之間矛盾的同時，也看到了二者的兼容互補。不能成為一種內在精神價值的儒學論說，固然只會是一套外在的知識系統，無法成為實有諸己的深刻體知，而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作為一種固有的“隱默之知”（tacit knowledge 借用Michael Polanyi的概念），若無后天學習的不斷滋養，也難免隱而不障，難以呈現發用（這在功能上實與不存在無異），至多是以一種“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自發地偶爾有所激發而已。康德指出在缺乏理性反省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自然的辯證”，所論正是這種情況。而任何價值信仰、宗教——倫理傳統，均有其表現為種種文字、言說的知識型態。并且，這種知識型態作為象征其實際指涉的符號系統，就象禪家指月的手指一樣，盡管在終極的意義上可能只是方便設施，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古人所謂“讀書明理”，進而“以義理養心”，講得便是這個道理。任何偉大傳統也正因此而不能沒有其知識型態的理論經典、文獻等等。傳統的儒者，也幾乎無一不是通過對經典的研讀、結合實際人生的歷練，從而反省到自己內在的價值根源。就此而言，“為道”與“為學”又絕非勢若水火，“道”反而須經由“學”的途徑，方能獲得其充實廣大的流通貫注。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事實上，儒學發展史上最廣大與精微的理學階段，恰恰就是被稱之為“道學”的。
認為當代儒學出現知識化傾向，只能“為學”，難以“為道”的持論者們，或許并不以那種“道”、“學”分裂的二元兩極觀為其立論的最終基礎。他們可能會說社會基本結構的根本變化，致使儒者僅限于知識分子群體，這才是當代儒學知識化的最終原因。誠然，社會結構的變化，已使儒者在當代無法扮演“士”那種官僚、學者、鄉紳三位一體的角色。但當代那些服膺儒學基本價值觀念的儒者們，是否僅限于知識分子群體呢？再者，知識分子群體中的儒者，又是否只能作為知識生產者和傳播者，而無法承擔價值創造與范導的功能呢？最后，知識型態儒學的成長發育，是否又必然要以儒學精神性的萎縮甚至喪失為必要條件呢？
論者指責當代儒學的知識化傾向，或許更多地是針對某些現代儒者相對于傳統儒者缺乏足夠的踐履而言。但就理論本身來說，如果儒學的知識型態與其內在精神價值之間并非一種魚或熊掌的關系，則當代儒學知識向度的擴展，就不必以儒學精神氣質的萎縮或失落為代價。此外，這種指責或多或少也存在著忽略踐履方式與形態在不同時空條件下之差異性的問題。就拿儒學知識化這一批評實際所指的現代新儒家們而言，尤其是第一、二代新儒學大師們，假如沒有儒家一貫的精神價值為其學問的生命，沒有“道”在其人格生命中的貫注與撐持，我們很難想象他們在種種惡劣的環境下如何能夠從事艱苦卓絕的文化建設工作。由此可見，統合“道”與“學”而繼續“道學”，既有理論上的可能性，亦不乏其實踐上的見證人。至于說在與西方文化、宗教、哲學全面相遇這一新時代背景下，儒家學者們采取了更為現代化、思辨性的言說方式，以更為知性的詮釋與表達來闡發儒學的精神，本來就是因革損益這一儒家精神在新的時節因緣下的自然表現。我們如果囿于言說與詮表的形式而無法透視到其下躍動的精神氣質，則不免誤荃蹄為魚兔。
誠然，傳統的儒者形象在當今的社會結構中已然難覓。不過，儒者在當代是否只能退居于少數知識分子群體之中，則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歷史上，盡管儒者似乎不無一種特定的社會身份，但儒者之為儒者，最為重要的卻并不在于那種外在的身份標識。所謂“四民異業而同道”，就是指出，從“業”的角度來看，固然有“士、農、工、商”的不同，似乎儒學只是“士”的專業，但就“道”的角度而言，作為一種價值信仰系統，儒學則可以為各行各業的人們所接受而奉為人生準則。當今社會，情況仍然如此。以儒學研究為職業而并不以之為自己價值觀的人有之，不以儒學研究為專業而其人生行為的價值尺度卻與儒家思想相合（無論是明合還是暗合），對儒家思想并無太多的理論知識而卻有著堅定的基本信念并能身體力行，這樣的人亦不乏存在。因此，我們似乎應當在儒者，儒學研究者以及儒家學者這三種類型之間加以分疏。顯然，儒者應是以儒家的基本價值為其人生準則的所有人，既包括專門從事儒學研究者，也包括儒學研究以外的其它從業人員。儒學研究者是指在現代社會專業分化前提下，以儒學研究為其職業的人。這些人中既有服膺儒家價值者，又有僅以儒學為專業研究對象，在價值信仰方面別有皈依者。而儒家學者，我們則將其理解為儒者與儒學研究者的交集，他們是既在價值信仰方面服膺儒學，同時又對儒家思想有著深入系統了解和高度理性自覺的那些人。儒者包括儒家學者，儒家學者則是儒者群體的集中代表。當然，我們在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儒者”、“儒家”，主要指的就是儒家學者。由此可見，就廣義的儒者而言，儒學作為一種價值信仰系統，是可以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為各行各業的人所接受的。在這個意義上，儒學顯然并非一種只能為少數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
同時，即便我們主要以儒家學者來指代儒者，現代社會的結構又使得儒家學者大多只能在學校、研究機構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我們亦不能由此斷言儒者只能扮演一種知識生產者和傳播者的角色。現在經常有人感嘆現行教育體制拙于進行人文教養，只能承擔一種傳播知識技能以為謀生手段的功能，由此而對古代的書院制充滿懷戀。的確，從孔子的“私學”到宋明的“書院”、“講會”，那種結構下的師生關系更益于“傳道”，使作為一種精神價值的儒學通過身教言傳而得以薪火相傳。但教化的種種外在形式，對于“道學”這種儒學精神價值的傳承而言，卻并非最終的決定因素。事實上，儒學知識化的問題，絕非隨著西方文化的沖擊、西式教育的引進才作為結果而出現。可以說，這是一個貫穿儒學發展史始終的問題。就儒學流于全然知識型態來說，這種危險其實莫過于隋唐以來的科舉制。科舉制將權力等各種資源的配享與儒學的研習直接相連，較之當今的教育制度，更易于將儒學異化為一種謀求富貴的工具。這在歷代儒者對科舉的批判中隨處可見。但即便如此，科舉制自隋唐至明清，卻并未能將儒學化為一種純然知識形態的工具理性。在科舉制頗為完備的宋明時代，反而涌現了我們耳熟解詳且最能體現儒家精神氣質的那一大批儒家學者群體。顯然，如果儒學作為一種精神價值有其超越性（這種超越性無論在理論還是經驗層面都已得到了不斷的證實），那么任何現實的結構盡管可以對其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卻不可能最終消解它。同樣，當代儒者盡管會受到現行教育體制的限制，但儒者尤其儒家學者卻不必由此只能成為儒學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者。即便在西式的教育體制下，年輕一代儒家學者從老一輩儒家學者那里所接受和獲得的，也絕非一種僅僅作為純粹客觀知識的儒學。當代儒學數十年發展的事實，已然表明了這一點，而在今后的儒學發展中，也無疑不斷會有知行合一的儒家見證人。
正如題目所示，本文的重點和用心，就在于由“為道”與“為學”的辨正關系，引發我們對當代儒者社會功能及角色定位問題的思考。盡管“道”與“學”之間恒久的內在張力，以及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均不足以從根本上扼殺儒學生命的活力，在既定的存在結構中盡性立命，也從來都是儒家超越精神的體現。但同時，對儒學在當今時代由于種種限制所可能引發的異化危險，當代儒者尤其儒家學者又應當保持高度的警惕與自覺。“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只有在深深植根于儒學源頭活水而“深契道體”的情況下，儒者方能不為種種制約因素所轉，反而充分利用那些既定的條件（轉法華而不為法華所轉），以道實學，以學彰道，讓儒學的精神價值貫注到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以種種相應的方式去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價值理想。由此，儒學也才能始終為人類的價值生活，提供一種取用不竭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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