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神性觀比較-對于方法上的唯一宗教觀的批判

“神”是宗教生活的靈魂，對于神的本性的理解最鮮明地表現出某個宗教或信仰的特點。此文將探討基督教、中國古代天道傳統和印度《吠陀》信仰的不同神性觀，特別是它們之間的關系。但是，這種探討和比較不限于事實的比較，而是旨在闡發這樣一個方法論的原則，即當今要真切地來理解神性問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東西方比較的交叉視野；否則的話，，不僅這類探討本身無法深入下去，而且極易陷入某種理論上的先定窠臼。在這一點上，我與劉小楓提出的“漢語基督神學”中的方法論觀點不一樣。劉君認為我們可以“從本色化或中國化的思想架構中走出來，直接面對基督事件”。[1]當然，我并非主張對神性等問題的研究只能是間接的，完全依文化背景為轉移的。任何研究如果要有純真的思想性和尖銳性，就必有“直接面對事情本身”的張力維度。我只是認為，這種“直接面對事情本身”既非概念的，亦非實證的，而只能是對話的。我們必須直接面對我們的對話伙伴，痛切意識到這樣一個對話境域的存在論構成作用，而不能象現在仍然流行的做法那樣，不自覺地通過某個現成的理解框架去理解所有宗教現象。為了增強這方面的敏感，本文的第一部分就要先做一些方法論方面的討論。 

一．比較的必要性

在探討“神”的本性時，我們應該直接進行概念式的研究呢，還是應該首先從東西方比較的角度進行考查，然后再求兩者之間的對話？從目前的情況看，后一種研究策略是更可取的，因為它起碼有這樣一個好處，即讓人明確地意識到任何現存的神性研究中潛伏著的文化與思想視野的關鍵性影響。許多研究者不意識到這樣一個視野的方法論的、乃至存在論的份量，致使他們的研究總是浮在表面，或不自覺地受到西方中心論的操縱。 

首先應說明“比較”在這里的確切含義。宗教學的創始人麥克斯·繆勒（F.M.Müller,1832-1900）說過這樣一句話：“只了解一種宗教的人，其實什么宗教也不了解”。[2]很明顯，這句話中的第二個“了解”意味著一種以宗教之間的比較為基礎的了解或理解。但第一個“了解”又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它可以指從事實上講“只了解一種宗教”，即那些囿于這樣那樣的條件，基本上只經歷過一種宗教的情況。比如，在古代由于特殊的地理條件限制，某些民族的宗教經歷就是這樣的。然而，這并不是本文要批評的宗教觀，而且這種“孤陋寡聞”在近代的學術界中也是極罕見的�，F在更讓人關注的是一種方法上的局限，即只以一種宗教經歷所造成的觀念框架來說明、衡量和解釋一切宗教現象。 

這就是方法上的“唯一宗教觀”。它在古代和近現代有過各種表現形式，有的似乎已經過時了，有的卻仍極有思想上的控制力。比如，在魏晉以后，中國三大“宗教”——儒、道、佛——都有過以自己的主張來“判教”的作法。這類評判無一不是以自己的一宗一派為最圓滿真實者，并以此為最高極而將其他“宗教”和其他流派依次排成一個真實性遞減的序列。至于西方的幾大宗教，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這種判教在那里往往不只是思想上的爭論和高低序列之別，而是你死我活或你為魔鬼我為真神的二元化對抗，并連帶著意識形態上、政治上的“異端”排斥和迫害，甚至發展成血流成河的宗教戰爭。我們今天在中東和波黑看到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唯一宗教觀造成的歷史傳統的延續。 

然而，在今天西方的和中文的學術界中，還有一種更隱蔽但也更流行、更有思想控制力的唯一宗教觀形式，即經過了啟蒙運動觀念重鑄的、哲學化的、甚至被標榜為科學化的唯一宗教觀，一種純方法上的唯一宗教觀。從表面上看，這種宗教觀似乎不僅不局限于某一種宗教的事實，也不受制于某一種宗教教理所塑成的神性觀和方法論。它以概念理性為自已的方法原則，以觀察事實為基本材料，如此這般地考察全世界出現過的各種宗教，并依此而建構出各種解釋理論。這些解釋理論中最常見之一個說法就是：宗教起源于自然宗教（魔術、拜物教、崇拜無人格之神），經過多神教及高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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