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價值觀和文化相對論

文化相對論包括認識、觀念、思維方式和道德,它對各個人文領域中的后現代思想有不同的影響。在社會和文化研究領域,它指的是多元合理性。它認為,文化觀念和社會習慣都形成于特定的"歷史",構成獨特的"身份"。任何社會或文化,只要其正常運作,便應視為合理。在政治學或倫理學的領域,文化相對論指的是反宏大話語和反元理論。它堅持政治和倫理是一種實踐,既不應當受制于任何普遍原則,也不應試圖形成任何普遍性的公理結構。它認為權力的基礎不是"正確"的理念,而是正確性不斷被爭奪的話語。在文學和藝術領域,文化相對論的結論是"文本"(text),本身沒有固定的意義;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中的人對同一文本本來就有不一樣的理解。

文化相對論雖與后現代思想交叉錯雜,但它卻形成和發展于十九世紀后葉和二十世紀前葉這個現代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文化相對論在后現代思想中強調的是文化的平等、多元和相互尊重,但在它的形成期,它所宣揚的卻是文化的等級差別,單一發展趨向和西方文化優越。從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在赫伯特.斯賓塞和愛德華.塔勒這樣的思想家那里,文化相對論受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進化論的影響,成為強調各文化間文明與原始階段互具差別,強調西方文化比其它文化發達而且優越的學術。〔注1〕進入二十世紀后,經過了一次大戰,到二次大戰之前,文化相對論在以伯阿斯為代表的新一代理論家那里才發生根本的變化。〔注2〕

愛爾文.赫奇在《文化與道德:人類學的價值相對》一書中總結了文化相對論在二十世紀中期的這一關鍵的轉折。他指出,在西方,現代理性所不能阻止的戰爭和經濟衰退深刻地動搖了人們對西方科學文明自然演進的信念。社會秩序的破壞,人性的蹂躪,人在種種現代制度和機制面前的徹底無助,使得西方道德價值那原本建立于物質文明之上的自信一下子滑落到崩潰的邊緣。在這一現實面前,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化相對論一反以前的樂觀自信,轉受悲觀論和懷疑主義所支配。它開始脫出西方中心論的巢臼,以多元觀看待世界文化差異;它開始拒絕文明/原始的文化等級區分,倡導文化平等的觀念;它開始擯棄關于西方社會、道德和知識的優越感,而接受非西方價值、信念和制度的合理性。〔注3〕

斯賓塞式或伯阿斯式的相對論都是現代西方思想的產物,但延續并影響后現代思想的卻只是伯阿斯式的相對論。伯阿斯式的相對論避免以西方價值去判斷非西方文化。它倡導價值中立,但卻并非是無價值或價值虛無論。它堅持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包含著對文化本身內在價值的價值判斷。它提倡對非己文化的尊重,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更重要的是,它相信每一民族都有選擇和擁有自己文化的自由和權利,這也是一種價值。這些基本價值觀念因倡導"寬容"而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當然,實際上倡導寬容的文化相對論并不一定以寬容作為價值基礎。功能主義的文化相對論即以文化體制存在的合理性作為其基礎。它認為,文化體制的存在自有其道理,文化成員往往是在不自覺地得益于它。功能性文化主義排除自由主義價值,一方面顯得更為價值中立,另一方面卻又因無法評判那些雖實際存在,但卻具有壓迫性的文化體制因素,而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困境。

自由主義和功能主義文化相對論共存于當前的后現代文化相對論中,形成了下面要討論的溫和和強硬的后現代價值觀立場差別。現代和后現代之間本來就沒有纖陌分明的界限。文化相對論延續至二十世紀后葉,成為后現代問題,主要是由于它在這一時期的后現代理論那里有集中的表述,而不是因為它本身就只能或必然是后現代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次來了解后現代價值觀：一、價值的基本性質,二、價值對知識活動的導向作用,三、價值的社會政治意義。在這三個層次上,后現代理論都不存在單一整合的立場,都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歧或矛盾。

二、價值問題

在價值基本性質的問題上,后現代論者呈現出強硬和溫和立場的區別。強硬派在道德價值問題上持徹底的懷疑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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