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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英語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分析論文
跨文化傳播一詞,最早出現在1959年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德的著作《無聲的語言》中。從學理上說,跨文化傳播指屬于不同文化體系的個人、組織、國家之間所進行的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活動[1]150。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作為第四媒體,使信息的同步傳播成為可能,同時也為跨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電子傳播使地球縮小成為一個村落,文化的傳播有了載體。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認為,任何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而起源于文化人類學的“跨文化傳播”,其核心就是跨文化,重點是對異質文化的關注。
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也開始關注后殖民理論。后殖民理論和文學的研究源于西方社會內部,其屬性為西方學術內部的自發反省和批判。隨著后殖民理論的發展,葛蘭西、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把后殖民的政治性批判更多地轉向文化反思。跨文化傳播使得后殖民理論成功吸引了曾經作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注意力,而且也使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跳出了同質文化內部的傳播互動,將其擴展到異質文化之間,同時賦予了后殖民理論中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文化霸權極高的關注。所以說將傳播學放置到后殖民語境下研究,就是把跨文化傳播學放入文化發展與交流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對研究跨文化傳播學的發展基調提供了有力的依據。近些年來前殖民地國家創作的反殖民題材的文學作品,極大地吸引了后殖民理論家的注意。礙于非洲語言的復雜,“口頭敘述”傳播的特殊,非洲作家的作品傳入甚少。語言是傳播的媒介,英語在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中充當了中堅力量,研究非洲英語文學在中國的轉播,更能從一個巧妙的視角,揭開殖民偽善的面紗。
非洲英語文學,又叫“黑非洲英語文學”,但是為了不增加其稱謂的殖民色彩,這里去掉“黑”字。最早的非洲英語文學作品是加納的約·凱瑟利-海福德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亞》(1911),但是其譯本沒有傳入國內。伴隨著殖民侵略和民族反抗運動的開展,非洲英語文學取得了快速發展。西非的加納和尼日利亞英語文學成就顯著,尼日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埃克溫西、阿盧科、圖圖奧拉、沃爾·索因卡以及加納作家阿爾馬等是其代表人物。東非英語文學出現較晚,20世紀60年代后才興起,肯尼亞恩古吉、格·奧戈特、梅佳·姆旺吉是杰出代表。南非的英語文學也人才輩出,納丁·戈迪默、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M庫切)先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南非英語文學奠定了基礎。非洲的民族傳統、民族意識的覺醒,對祖國的熱愛、對殖民主義罪行的揭露,構成了非洲英語文學的核心內涵。英語語言的運用,使得非洲文學得以走向世界,促進了非洲文化的傳播。礙于非洲地方語言的眾多、國內研究資料的不足,本文選取了阿契貝、索因卡、戈迪默、庫切四位非洲國家聲譽最高的用英語進行創作的作家作為研究對象。在宋國誠著的《后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中,把阿契貝、索因卡、戈迪默等列為后殖民作家[2],而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也是公認的后殖民作家。
阿契貝(1930—)首次被介紹到中國,是196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學》中高宗禹譯的《瓦解》的片段,接著《外國文學動態》雜志1977年第五期用《尼日利亞作家阿契貝及其主要作品》一文詳細介紹了阿契貝的創作。2007年,阿契貝獲得英語文學最高獎——布克國際獎,國內各大報紙雜志紛紛報道,掀起了一股阿契貝熱潮。在小說的翻譯方面,1988年外國文學出版社發行了堯雨譯的《人民公仆》,2009年重慶出版社的重現經典系列全面引進了阿契貝全部的五部長篇小說——《瓦解》、《動蕩》、《神箭》、《人民公仆》和《荒原蟻丘》。阿契貝還創作了大量短篇小說、詩歌和童話故事。在后殖民研究方面,姚峰的《阿契貝的后殖民思想和非洲文學身份的重構》(《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三期)見解頗為深刻,但總體來說還有大量研究空白。
阿契貝被譽為“非洲文學之父”,他的《瓦解》一經問世就獲得了轟動,被譯為50多種語言,傳播到全世界。他的作品《瓦解》和《神箭》,用英語講述了非洲傳統文化的魅力,并對殖民者的入侵進行了鞭撻。阿契貝1975年發表論文《非洲的一種形象:論康拉德〈黑暗的心靈〉中的種族主義》,開了后殖民理論的先河。阿契貝提倡用英語創作,寄予文學對殖民地的“自我界定”和“文化復位”的希望,批判非洲中心心態,強調非洲和西方的文明同樣需要尊重,他希望通過“非洲人自己書寫非洲人的故事”重塑非洲形象,使得非洲文化浴火重生,倡導東西文化的溝通和交流,這在跨文化傳播中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索因卡(1934—)是非洲最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86)的作家。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外國名作家傳》,首次向國內讀者介紹了索因卡。1983年高長榮主編的《非洲戲劇選》收錄了李耒和王勛翻譯的《路》。索因卡獲得諾貝爾獎后,國內對其研究熱情高漲,1987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沈靜翻譯的《癡心與濁水》,1990年,邵殿生等翻譯出版了戲劇選《獅子和寶石》,其中還收錄了《沼澤地居民》、《裘羅教士的磨難》、《森林舞蹈》、《路》、《瘋子與專家》等譯作,2001年出版周輝翻譯的《闡釋者》,2004年出版蔡宜剛翻譯的《死亡與國王的侍從》,200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阿凱的童年時光》。詩歌的譯介,主要有汪劍釗的《非洲現代詩選》、臺灣貝嶺的《獄中詩抄:索因卡詩選》;還有發表在《外國文藝》、《世界文學》等期刊上的詩歌。對索因卡的后殖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2002年余嘉的碩士論文《森林之舞:后殖民語境下的索因卡劇作研究》和宋志明的博士論文《沃勒·索因卡:后殖民主義文化與寫作》,對索因卡的研究十分深刻。
索因卡是具有強烈的非洲民族精神的后殖民作家,他挖掘和繼承非洲傳統文化的精華,結合希臘神話和優魯巴族的神話故事,建立以神話思維為基本特性的、和諧統一的傳統文化體系,來對抗理性的、技術的、分裂思維的“歐洲中心主義”。宋志明的論文《“奴隸敘事”與黑非洲的戰神奧岡——論沃勒·索因卡詩歌創作的后殖民性》提出索因卡的詩歌創作本質上是一部“奴隸敘事”,充滿了殖民地作家的反抗精神,具有顯著的后殖民性。[3]索因卡雖然主張一種“超越性的種族復興主義”,但是也沒有忘記對自己民族的愚昧性進行批判,雖然其激進的抵抗方式,是“在反抗的環境中想象過去”,頗具浪漫主義色彩,但這都無法撼動他在非洲后殖民文學中的地位。
戈迪默(1923- )是南非著名的女作家,199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的紙質媒體中,戈迪默最早進入中國讀者的視界中是在1983年,《世界圖書》第3期發表曉頌的《南非女作家納丁·戈迪麥爾》一文,接著董鼎山先生1987年在《讀書》第八期上發表的評論文章《正義的南非女作家》。這表明在戈迪默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國內就已開始關注她。1992年漓江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七月的人民》,1993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戈迪默短篇小說集》,譯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我兒子的故事》和2006年出版《無人伴隨我》,2008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貝多芬是1/16黑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生》。戈迪默在國內報紙雜志中出鏡率高,但研究不夠深入,在后殖民方面,《當代外國文學》2012年第2期路慶梅的《論納丁·戈迪默后殖民寫作困境的超越之途》和王旭峰的博士論文《解放政治與后殖民文學:V.S.奈保爾、J.M.庫切與納丁·戈迪默研究》(2009)研究較為全面。
戈迪默是混合性文化書寫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中洋溢著濃厚的政治氣息,再現了種族社會的病態特征,致力于將西方文化與非洲土著文化融合在一起,追求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實現黑人與白人和諧共處。作品《虛妄年代》講述了種族隔離下絕望無期的愛情悲劇,《陌生的世界》描述了白人豪華奢靡的生活和黑人窮困潦倒的“黑白世界”,《朱力的子民》預言了未來可能發生的種族對抗事件……王旭峰認為戈迪默持激進主義左翼立場,筆者也認為在上述作家中,戈迪默的反殖民力度最強,一向被譽為“南非的良心”的戈迪默,從人道主義立場述說了黑人革命解放的心理和行動。戈迪默用“介入的文學”對黑白和諧共存的文化身份進行了構想——既要對白人有本土化的認同,又要保持黑人民族主義的獨立。
庫切(1940— )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還是第一位兩度獲得英國文學最高獎——布克獎的作家。在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王麗麗的《一曲殖民主義的哀歌》(2000)和張沖、郭整風的《越界的代價——解讀庫切的布克獎小說〈恥〉》,影響較大。2002年9月,譯林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第一本庫切小說《恥》。從2004年4月開始,浙江文藝出版社陸續翻譯出版了“庫切小說文庫”,包括《青春》、《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彼得堡的大師》、《等待野蠻人》、《幽暗之地》和《內陸深處》等10部作品。在后殖民研究方面,2010年舉辦的“庫切研究與后殖民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顯著,會議論文收錄在《庫切研究與后殖民文學》中,以及高文惠的《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庫切》,見解頗為深刻。
庫切的作品主要描寫的是種族隔離下人們的生活狀態,對話雋永,結構精致,思辨深邃。庫切雖然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飽受苦難的黑人和有色人種給予深切同情,但又不時流露出貶抑的情緒。這種溫和的抵抗方式,王旭峰稱之為“自由主義中間立場”,反殖民力度不夠。《等待野蠻人》駕馭了文明沖突,《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對權力的審視和對歷史的反思……在對歷史結構和文化霸權的挑戰中,庫切建立了自己的理想國、個體是平等的,野蠻人和文明人是平等的,大家沒有膚色、種族與性別的差異,世界是平等、和諧和自然的。
正如阿契貝所說:“非洲人民并不是從歐洲人那里第一次聽說有‘文化’這種東西的,非洲的社會并不是沒有思想的,它經常具有一種深奧的、價值豐富而又優美的哲學。”[4]四位作家都具有跨文化的寫作背景、后殖民的生存困境、用英語語言寫作的特點,他們用自己的文學實踐讓非洲的文化獲得了世界的尊重。
從以上的傳播途徑可以看出,在1990年之前,紙質媒體占主導地位,新世紀左右,互聯網的發展,使得電子媒體成了主力軍。數據庫的建立,使信息從共享轉向分享,這是傳播界的一場技術革命。文化帝國主義是媒介帝國主義現象的實質[5],文化霸權更多的是信息霸權。語言作為傳播的媒介,充當了文化殖民的工具。殖民者用英語打開了非洲古老文化的碉堡,也讓那些說著非洲語言的作家用英語創作出了小說、詩歌和戲劇。據統計,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消息來自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互聯網流通的信息中,使用英語的占90%。[1]葛蘭西提出“媒介霸權理論”,殖民者巧用語言工具,瓦解殖民地的文化。同為第三世界的中國,更應該注意英語語言殖民的隱蔽性,以應對文化霸權模式在中國的復制。
跨文化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迅速發展,標志著英語唯我獨尊的文化壟斷地位的失落和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文化多元時代的來臨。非洲跨文化作家的作品,為我們揭開了非洲文學真實的面目,索因卡、庫切等的后殖民文學實踐,使我們學習到非洲人民面對殖民侵略采取的抵抗方式。根據跨文化傳播的原理,在傳播中需要遵循的原則是“知己知彼”,信息傳播過程中必須改變民族中心主義,在文化價值觀差異中求同。只有這樣,信息才能自如地在兩套代碼間切換傳播,最大限度地發揮信息的有效性。在后殖民和全球化的時代,面對著強勢的西方霸權主義話語,處于第三世界的我們要尋求一種新的跨文化傳播基調——平等,鼓勵媒介朝著文化平等主義的方向進行探索,貫徹協商、溝通、理解、融合的宗旨,把跨文化傳播引導到良性的、規范有序的發展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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