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為那般？

----淺析陶淵明歸隱原因歸園田居為那般？在學習《歸去來兮辭》時，我們往往要分析到這樣一個問題：陶淵明為什么要歸隱？原因常常被分析成這樣：陶淵明自幼家貧，為生活所迫才出來做官，正當“程氏妹喪于武昌”（客觀），再加上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杵”與腐敗的社會風氣格格不入，而自己又愛好自然（主觀）等主客觀原因，使得陶淵明歸隱。但筆者認為，這不能很完整的作為陶淵明歸隱的原因。下面，就筆者的觀點略作分析：

一 不愿做官地瀟灑離去？不容于官場的痛苦歸隱？

公元365年，陶淵明出生在江西的一個沒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侃曾任大司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頓。年輕的陶淵明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濟蒼生的抱負。而在封建社會，想要實現抱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入仕為官，治國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為官，曾是陶淵明追求的夢想。但是，當時的士族門閥制度阻礙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淵明的進身的機會，做一個能治國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畢生無緣的夢想，所以他一直不愿為官。直到29歲，他開始做一些小官，歷任江州祭酒、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官職，直到41歲，任彭澤令的80天后，因為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而辭去官職從此過著躬耕歸隱的生活，成為中國隱逸詩人之祖。

陶淵明的為官生涯一直持續(xù)了十三年，這對一個古人來說是不算短的年份，筆者如果陶淵明真的那么討厭為官，他不可能持續(xù)那么長的時間，他之所以堅持，幾次為官，是因為他沒有放棄自己的抱負，試圖為百姓謀福利，然而，官小權微，官場黑暗，再加上自己剛烈的性格，使他與那個黑暗的官場格格不入。在不容于官場和想要實現愿望而這個愿望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矛盾沖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擇，歸隱田園。他的歸隱，是一種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語句中包含的是對現實深沉的憤慨。因此，他在離開后也問自己：“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他的歸隱帶著解脫的快樂，但更多的是苦難的加劇。在陶淵明歸隱后，依然為“世與吾相違”而悲哀，還會問自己“胡為忽惶惶欲何之？”

詩人的歸隱是對“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縱心靈（對于社會政治理想和人格價值的保存）與山水的安慰。

二 《桃花源記》和《詠荊珂》《詠山海經》等詩歌的啟示

歸隱后的陶淵明作了大量的田園詩歌，用來表達他歸隱生活的恬淡放達。如〈〈歸園田居〉〉和〈〈飲酒二十〉〉等等。其中“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描繪的人與自然和睦相處，相與為一的境界和“菜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曠達心境，將心遠世俗，悠然自在的隱士生活推向了美的極至。我們仿佛看到一個遠離世俗，樂天知命的五柳先生。但這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桃花源記》和《詠荊珂》《詠山海經》等詩歌的出現，正展示了陶淵明無法忘懷心靈的痛苦而又心系天下的另一面。他在《詠荊珂》中寫道：“雄發(fā)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栽有馀情。”歌頌荊珂壯舉的同時，也為荊珂的失敗感到惋惜，這種惋惜帶著惺惺相惜的情愫。在其《詠山海經》等一些詠史書中，“猛志”一詞多次出現（如“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都表明，那一股濟事的熱流，始終貫穿他的一生，平淡自然的生活也中未能掩住這股熱流的涌動。痛苦，依然存在。

于是，一個類似于烏托邦的“桃花源”在這種心境下誕生了。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黃發(fā)垂髫，怡然自樂”的理想社會成為陶淵明逃避現實，寄托理想的心靈寄托，可是，這樣的社會是他一生無法企及的。魯迅先生曾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給人看。”而《桃花源記》正是幸福掩蓋下的悲劇。

綜觀陶淵明的一生，他遵從了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出入世的準則，然而，他未能大濟蒼生，也未能獨善其身，晚年，要靠乞食為生。這是一個封建社會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三 陶淵明退隱的心理結構

從心理層次分析，陶淵明的退隱也是他審美意識的必然結果。審美，有時候是面臨困境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當時的東晉社會，政治黑暗，社會動蕩，正盛行著一種審美意識，這就是史稱的“魏晉風度”。諸葛志教授在〈〈中國原創(chuàng)性美學〉〉中講到“所謂魏晉風度，就是指魏晉名士在追求人格美時表現出來的特有的作風態(tài)度和神情風貌，魏晉風度是人自覺的標志，具有豐富的美學內涵。”而它主要可以分為六大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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