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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經與弘道:荀子儒學的重新定位
引言:回顧與問題如果以大歷史的視野簡要回顧一下荀子和以他為中心的荀學在儒學史中的地位,就會發現甚至在那些最核心的問題上人們都沒有形成基本的共識。這決非夸大其詞,只需跳躍式地查證一下便可清楚。
漢初《孟子》受到重視,“孝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后又有趙歧為之作注。荀子也受到了司馬遷和劉向的肯定性評價。司馬遷把荀子和孟子一同看成是孔子之學在戰國逆境中的復興者和光大者,“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1劉向把荀子看成是儒家經傳的主要傳人。但遺憾的是,唐之前沒有人為《荀子》作注,以至于“荀氏之書千載而無光焉”。2唐楊倞整理《荀子》并為之作注,可謂傳荀學之功臣。楊倞把孔子、孟子和荀子視之為儒家一脈相承的傳人,認為“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后”,“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3論者認為韓愈對荀子(包括揚雄)的評價雖有微詞(“小疵”),但整體仍加肯定(“大醇”),稱“吐辭為經”、“優入圣域”。4但是,韓愈在他影響很大的《原道》中,把荀子與揚雄并論,一同排除在儒家道統之外,則是對荀子之學的致命傷害。5在大講道統之傳和心性之學的宋明道學中,這種傷害被加劇。不管是在程朱理學的道統論中,還是在陸王心學的道統論中,荀子都被排除在外。由于荀子主張性惡、批評思孟或他的法家弟子等原因,在宋明儒學中,荀子受到了普遍的輕視。朱熹甚至以一種輕蔑的態度評論荀子,6以至于把荀子逐出儒門,歸入法家。7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一直在子部的《孟子》一書,在唐代開始被請求“入經”的“升格”趨勢在宋代一成定局,位列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中,并被朱熹推崇為《四書》之一,從而確立了在儒家中的正統和尊崇地位。
清中葉以后,對抗宋學和重視經典考證之學的考據學興盛,荀學得到了振興,這同時也意味著為受到宋學貶損和壓抑的荀子正名。一批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荀子和《荀子》一書,其著者如謝墉的《荀子箋釋》、汪中的《荀卿子通論》,至王先謙的《荀子集解》出,荀學已蔚為大觀。在清中至清末的荀學復興中,人們肯定了荀子在儒學史的地位,認為荀子道性惡與孟子道性善,雖出發點不同,然旨趣則歸于一,孟子“欲人之盡性而樂于善”,荀子“欲人化性而勉于善”。8謝墉披覽全書,深有感觸地說:“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9郝懿行也語重心長地表達了他為《荀子》所吸引的情形:“近讀《荀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繁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10汪中經過考證,斷定和堅信“荀卿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11但清末與王先謙、葉德輝的“尊荀”相對立,則有維新派的“揚孟抑荀”的“排荀運動”。12在熱心“大同”的康有為的眼中,孟子是傳“大同”,而荀子則是傳“小康”。譚嗣同把荀學目之為與秦政大盜轉相利用的鄉愿之學的總代表:“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13梁啟超把荀學概括為“尊君權”(秦政、秦制及二千年專制政治之源)、“排異說”、“謹禮儀”(不講大義)和“重考據”,雖亦有肯定之處,14然主要是貶抑,這也正合他要顛覆荀子的目的。15
撇開“五四”時期從反傳統主義對儒家進行的全面批判不論,從《古史辨》(第四和第六冊)中所收的有關荀子的討論就有孫世恩的《荀卿考》、錢穆的《荀卿考》、羅根澤的《荀卿游歷考》、李鳳鼎的《荀子傳經辨》(節錄《荀子非儒家說》)、馮友蘭的《大學>為荀學說》、楊筠如的《關于
<荀子>本書的考證》、張西堂的《<荀子?勸學篇>冤詞》等,這些研究或者是出于疑古思潮的辨偽,或者是堅持傳統的舊說和提出新說,雖然可以說是比較嚴格的學術討論,但立場和觀點相差很大,如李鳳鼎認為荀子不是儒家,楊筠如論定《荀子》一書是雜湊。郭沫若認為荀子的思想相當駁雜,甚至于認為他是雜家的祖宗。他直言不諱,說他比較推崇孔孟、不大喜歡荀子。因為孔孟思想中有人民本位的色彩,而荀子則脫離了這種思想。16今仍有人認為荀子思想雜駁。17蒙文通謂荀學出于道、法二家,以法家亂孔孟之道。18但在傅斯年看來,荀子雖有援法家精義以入儒術的事實,但其本體仍是儒術而非雜學,并強調“荀子之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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