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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的新聞學
“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xiàn)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guān)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它就無所依賴，只實現(xiàn)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0頁
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了，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為數(shù)很少；知之者中，對此持輕率態(tài)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新聞理論”，“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新聞思想”；第二，內(nèi)容“膚淺”、“龐雜”。偏見和麻木使中國的新聞學如此輕視自己的歷史，這在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是少見的。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新聞學研究者能夠面向世界，卻幾乎忘掉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但是，時間無法消滅過去。處在中國文化氛圍內(nèi)的新聞學，只有了解自己從何處來，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處去，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當今，用歷史的觀念觀照新聞學，對以往重新評價，并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
新聞學從啟蒙到創(chuàng)立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風、兼聽天下、通達民隱、教化蟻民等等一整套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以及使國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報。16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新聞學觀念，對封閉的中國來說，是海外妖言。邸報的欽定性質(zhì)，使任何讀者都必須把它視為神圣和永遠沒有錯誤。因而，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論（1842年）中就不無諷刺地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1）同樣基于這種對中國“報刊”性質(zhì)的準確認識，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褻瀆邸報列入了“大逆罪”。
顯然，現(xiàn)代新聞學在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和創(chuàng)立，從邏輯上看，是純粹的“西化”過程。但在強大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面前，這個過程的開始，卻幾乎表現(xiàn)為“東化”。這種“東化”，從最早的幾家外國傳教士辦的中文期刊的發(fā)刊詞（上個世紀10--30年代）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傳教士們諳練孔孟之道，滿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達的西方新聞學觀念，則淹沒在這類中國傳統(tǒng)的說教里了。這個時期，中國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態(tài)籠罩著，統(tǒng)治者對幾本期刊在大陸的傳播，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門戶，形勢改觀了。當中國的文人們還沒有清醒過來的時候，馬克思對中國已經(jīng)看得很透了，他寫道：“歷史的發(fā)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來的麻木狀態(tài)中喚醒似的。”“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quán)，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tài)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3）如果說馬克思講的“舊中國”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預(yù)見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時也理解為舊中國的傳統(tǒng)和黃色文明的迅速解體，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現(xiàn)代新聞學在中國立足的艱難過程，足以說明這一點。
朦朧地意識到中國古老的交往體制面臨危機的，首先是一些較多地接觸西方文化的中國文人。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他們向西方尋求現(xiàn)代新聞學的觀念，撰寫有關(guān)現(xiàn)代報紙的論文，著手創(chuàng)辦國人自己的現(xiàn)代報紙，以嘗試自強御侮的新方法。圖強意識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喚起了新聞學的啟蒙。但是，這種啟蒙還必須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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