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承干與南潯嘉業堂藏書樓研究

兵燹能夠蕩滅藏書家的所有收藏，戰火也能造就新的藏書家，近代大藏書家劉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槍炮聲中揭開其藏書業序幕的。他創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的嘉業堂藏書樓與寧波天一閣、瑞安玉海樓、海寧別下齋并稱為晚近浙江四大藏書樓，而嘉業堂藏書樓更因為“插架縹緗”而使時人不得不嘆曰：“惟衡明近日儲書之富，嘉業殆不愧巨擘矣。”  但直到如今對于嘉業堂藏書樓的研究卻遠遠不夠，建國前后僅有寥寥無幾的幾篇介紹性文字，這與其在藏書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本文將在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基礎上，對這一著名藏書樓的榮枯盛衰作一初步的探述。

    一

    嘉業堂主人劉承干（1882—1963），字翰怡，號貞一。1882年出生于南潯。1911年，劉承干為“避難”遷居上海，開始了他的藏書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資三十萬余，共得書籍六十萬卷”，成為近代私家藏書的顯赫人物。

    那么，劉氏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從身無數卷而成為近代藏書量最豐富的私人藏書家呢？

    首先，劉氏藏書時代公共圖書館運動已經聲勢浩大，但私家藏書業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礎，嘉業堂正是新舊交替歷史時代的產物。

    其次，湖州一帶民間素有藏書之風，自古以來多藏書家，所謂“上自都門，下殆海舶，茍得一善本輒蛛絲馬跡緣沿而購取之”就是最好的寫照。項士元在《浙江藏書家考略》中也說：“以地域言，杭、嘉、湖、寧、紹五屬為最盛，臺、溫次之”，而“嘉、湖之間，藏家尤盛”。根據吳晗的不完全統計，湖州歷代入流的藏書家有沈約、丁樸等24人，清末四大藏書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劉承干藏書業的興起與其經濟實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清時劉家已是南潯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據周慶云《南潯志》記載，劉承干的祖父劉鏞先“執業于棉綢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轉而從事湖絲生意，“不數年業翔起，當同治初，已殖財數十萬，號巨富”，“微鏞幾殆晚年，富益不資。”據說家財已達一千萬兩白銀。劉鏞死后，劉承干并得到其繼父、劉鏞長子劉安瀾的份產，頓成豪富。且劉承干本人又是上海灘有名的大地產商，這一切均為其藏書、刻書事業提供了有利條件。

    第四，劉家讀書、著述的風氣比較濃厚，劉鏞雖然“少賈未嘗學問，然多賓接儒林魁石類。”長子劉安瀾“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備征諸集，創為略例，自順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國朝詩萃》之輯。”次子劉錦藻就是《皇朝續文獻統考》的作者。劉承干本人也極好讀書和版本目錄之學，因此有志于藏書也就能夠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舊家大族紛紛避居上海，大量散賣收藏的古籍。一時之間，“藏書家與書賈，群視此為貿易之場。”而且，一些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齊集上海，使他藏書的鑒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繆藝風、葉昌熾、張元濟、沈曾植、董濤、王國維、羅振玉、勞乃宣、吳昌綬、馮煦、況周頤等均為劉氏的藏書、刻書作出過貢獻。

    二

    1910年至1924年嘉業堂藏書樓建成為劉承干藏書業的興起階段。

劉承干的藏書業發軔于1910年參觀南洋勸業會之時，據劉承干先生后來回憶說：“宣統庚戌，南洋開勸業會于金陵，貨駢集，人爭趨之。余獨徒步狀元境各書肆，遍覽群書，兼兩載歸。越日書賈攜書來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書。”其萌發藏書之意源自于兩大目的：一則為助生父劉錦藻編著《皇朝續文獻通考》，二則為完成繼父劉安瀾未竟事業，使《國朝詩萃》能早日殺青。因此，劉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詩文集為藏書的重點。次年辛亥革命爆發，侯馬貴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歸，則爭貸所儲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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