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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宗密的方法論模式論文
宗密(780-841年),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縣)人,世稱圭峰禪師,且身肩二任,既是華嚴宗第五祖,又是禪宗荷澤系的四傳弟子(注:盡管胡適對宗密自稱為荷澤系人懷疑其為“攀龍附鳳”(見張漫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六輯,頁(259-295),但本文仍以傳統說法為準。),是唐代著名高僧。盡管后世禪宗徒對他頗有輕視、指責之意,(注:如明代四高僧之一蕅益智旭貶抑宗密為“知見宗徒,支離矛盾”(見《靈峰宗論》,卷五)。)但是宗密以他大量的著述贏得了后人,特別是近現代佛教學者的高度評價,如任繼愈先生等人評定他為“唐代中后期最大的禪宗學者”,(注:任繼愈總主編:《佛教史》,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第1版,頁302。)呂澂先生斷定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國佛家最高峰的思想”(注:呂澂:《華嚴原人論通講》,載《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3期。)。然而,毋庸諱言的是,與其他禪宗徒,特別是后期五家七宗禪宗風氣相比,宗密確實顯得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那么,宗密為什么會贏得后世學者的高度推崇呢?他與禪宗主流為何有鴻溝存在呢?錢穆先生在《讀宗密〈原人論〉》一文里有所探討,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宗密“顯已轉入哲學家道路”,具體點說,“在宗教修行精神上,不見有特著處,然在哲學思維上,實能有所組織,自尋一系統”。(注:見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四輯《華嚴典籍研究》,頁359-375。)不過,宗密在“哲學思維”上表現出哪些特點,錢先生除了因襲古人所謂“偏在文字知解上”這一籠統說法外,實未能有所闡發。加拿大華裔學者冉云華教授在其所著的《宗密》(注:冉云華:《宗密》,臺北大東圖書公司,1988年版。)一書中,對宗密的“哲學思維”贊賞有加,并且專辟一節論述其“和會”思想。但遺憾的是,未能集中論述一下宗密“哲學思維”的特點,亦未能點明最能體現“和會”精神的方法。據筆者看來,宗密所以能取得理論上的成就,全在于他獨特的方法論;宗密與禪宗主流有“參商之隙”,(注: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后簡稱《都序》),卷一。載《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二卷第二冊,本文所引用《原人論》、《承襲圖》亦見該冊。)亦緣于他這種方法論所具有的不同他宗的氣質;宗密能獲得近現代大家的贊譽,亦在于他的方法論與現代科學方法有相通處;最能表現宗密“文字知解”的“哲學思維”特點的,亦在于他的方法論。可以說,這一方法論猶如解剖刀,宗密無處不用,在其著作中無處不見。由是,才鑄成宗密的思想特質和氣質風貌。為了不使宗密獨特的方法論珠埋塵沙,筆者不惜冒愚勇揮禿毫,懷陋見發雌黃,對宗密的方法論特點作一粗淺探究,錯謬之處,懇望方家斧正。
一
如果概括宗密的方法論的話,誠如冉云華先生指出的那樣,可稱之為“和會”思想,(注:冉云華:《宗密》第五章第四節。)“和會”,宗密也稱之為“勘會”、“會通”等。冉著中還指出最重要的三項“和會”方法,即以佛教經論為標準,三量勘同和忘言取意。(注:冉云華:《宗密》,頁212-220。)不過,筆者認為,這不是宗密“合會”方法特點所在,因為“以佛經為準”,這是宗教徒經典崇拜的必然結果,后兩項又是前人、時人常用方法,不足為奇。最能體現宗密“和會”精神的方法,從他的著作中可以概括成這樣一個公式;
客觀記敘→辨明深、淺→指證得、失→會通本、末
這一公式可以稱之為宗密的“四段論”,無論是研究禪宗史、評價佛教各派學說,還是研究悟修問題、人的本原問題,宗密基本上都是循“四段論”模式進行的。“四段論”便是宗密獨特的方法論,為什么要采取“四段論”的和會方法,宗密自己有說明和辯護,請看下面的三番問答:
“問:是者即收,非者即揀,何須委曲和會?答: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但緣各皆黨己為是,斥彼為非,彼此確定,故須和會。”——這是從宗派立場或門戶之見說明思想歧異的形成,“和會”便是要“確定”不同思想或學派具有各自的價值和合理處。
“問:既皆非邪,即各任確定,何必會之?答:至道歸一,精義無二,不應兩存;至道非邊,了義不偏,不應單取,故必須會之為一,令皆圓妙。”——這是從理論的內在規定性或思想完滿性上說明“和會”必須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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