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辯證思想

內容提要：中國古代行政管理中具有豐富的辯證思想，無論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他們都是相輔相成的，把他們割裂開來，或是人為地對立起來，劃分誰是正確的誰是錯誤的，甚而說誰該批、誰該評，都是不客觀的。本文擬以這一角度，談談有為與無為、原則與變通之間的辯證關系，無論是講原則，還是講變通，講有為，還是講無為，都只不過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所采用的一種管理辦法罷了，至于它們運用得是否正確、只能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加以評判。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其中既有民主性的精華，也有封建性的糟粕，本文試就其中的辯證思想談談自己的粗淺看法。

一、有為與無為的辯證統一

“有為”從字面上說，就是有所作為，也就是管理者要從修身開始，然后齊家，然后治國平天下，要遇事誠敬、不敢茍且，這樣才有可能搞好行政管理。周公在《尚書·周書·無逸》中總結了自己的經驗，認為管理者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貪圖安逸。他指出，從商朝到周朝的歷代君王來看，凡是勤勉有為的，都能治好國家，否則，必然會遇到挫折和失敗。《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了周公對其子伯禽的訓誡：“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而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他為尋求人才，聽取情況，治好國家，勤勉勞累到如此地步。春秋時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戰敗、備受侮辱而返國之后，“苦心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通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于使越國從廢墟中興起，戰敗吳國。至于像三國劉備的見髀肉復生而失聲痛哭，晉代祖逖為恢復中原而聞雞起舞，這些奮發有為，刻苦自勵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據說，晉陶侃為廣州刺史，“無事則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他解釋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宋神宗時，有個殿帥宋守約，“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宋神宗認為這樣太過分了，“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為主，臣幸遇承平，總兵殿陛，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庶幾或可使人’”。這種居安思危、常備不懈的思想確實令人欽敬。管理需要勤勉，但勤勉卻并不一定都能管理好。史載，唐太宗李世民問房玄齡，蕭王禹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于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飧。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衍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審熟便安，然后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明代的李贄讀史至此，評注道：“隋文之病、君人多犯之，太宗可為善鑒。”這個評語對于事必躬親的管理者來說，應當是一記當頭棒喝。因為即使是人們視之為智慧化身的諸葛亮也重蹈了這一覆轍。有一次，諸葛亮“自校簿書，楊禺頁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谷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諸葛亮深知楊禺頁的勸諫正確，因而“及禺頁卒，亮垂泣三日。”但是，仍然莫能改掉這個缺點。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位以管仲、樂毅自期的政治軍事天才終于積勞成疾，殞落于五丈原。正因此，“無為”的管理藝術便得到了人們的青睞。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已正面而已矣！”這種“無為”，一方面，說的是統治階級必須抑制自己的欲望，清靜自守，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圖虛名，不要為縱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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