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關系

  這個問題的提出，表明了戰后國際體系的兩重性特征開始明顯突出起來。國家在無政府的體系中是以領土、主權和排他性的國家利益為基礎進行活動的，其本能的行為是盡量限制、疏導和利用經濟活動。但由公司演變過來的跨國公司則是以世界市場作為其運作的范圍，以經濟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為追求目標，它們竭力要超越國界限制，脫離政治控制。另外，國際機構的基礎雖然是國家，但機構存在的目標也是為了跨國家的國際利益。這種一個追求國界內最大權利，另一個活動則不以國界為限的兩種發展方向矛盾的行為體，造成了國際關系權力運作的復雜化、多樣化。

　　但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答案還是應放在國家這個主要行為體上，以它作為切入點。首先，要看國家在傳統領域內使用權力的狀況，它的決定權、影響權有何變化。其次，新的領域與傳統領域的地位關系，國家在新的領域內權力、影響有多大。

　　　　國家在傳統領域中的地位與權力

　　傳統現實主義觀點對大國的權力評估有這樣幾個方面：少數行為人最大比例地擁有體系內的總權力；這些國家通過它們的權力來追求利益并對其他大國和行為人施加影響；這些利益根據國家安全考慮來劃定；影響行為人的最有用的權力是軍事權力，其他形式的權力只有當可能轉化成支持軍事權力時才有用，軍事權力完全由國家掌握。

　　這就是說，體系內可以有其他行為體，但民族國家仍是主要決定性行為體，其他行為體作用有限。權力的來源和類別可以包括經濟但主要是軍事，體系內權力配置實際狀況（軍事實力）與國際關系中總權力運用的情況是一致的。

　　從冷戰后的發展情況來看，在沒有發生重大事件影響力量對比的情況下，各國都會顯得更關心經濟，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務，大國的反應仍然是迅速的、敏銳的、優先性的。因為，任何經濟利益都是以國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為基礎的，國家決不會把后者作為前者的成本。如俄羅斯對北約東擴計劃的強烈反應、中國對美日新防衛指針的反對、美國內部對所謂中國竊取高科技軍事情報事件的渲染和對外戰略重點的調整都是證明。由于美國對中國軍事能力的擔心，它甚至停止批準具有極大商業利益的對華衛星的出口申請，而在這些問題上，美國相關跨國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張旗鼓地搞游說活動。

　　總之，冷戰后，國際關系的領域在擴大，傳統的安全威脅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國家資源配置中，某些軍事安全的領地在縮小（如核進攻力量），使得軍事競爭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發展的規模也在縮小。但是，軍事安全、非傳統的威脅仍是大國最關心的領域之一，它仍預留著主導性的位置，隨時隨地都可以回復到原來至高無上的地位。

　　　　國家在經濟領域中與跨國公司的關系

　　國際關系的主體是國家，它的主要活動方式就是利用權力來處理國際上最大的問題：戰爭與和平。

　　作為國際經濟主角的跨國公司，其目標主要是贏利，它是以商業規則和經濟要素最佳配置要求進行全球化、無國界方式運行的。隨著經濟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響必定會進入過去完全由國家主控的對外關系和國際關系領域。它既要國家為其發展提供保護、幫助和給予各種優惠與便利，又要以各種方式、手段促使國家改變政策與行動、或者采取抗拒國家政策的方法達到營利的目的。

　　對于發達國家來說，跨國公司既是其經濟賴以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國實力的象征；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跨國公司給它們帶來了資本、技術，先進管理方式，提供了就業機會，帶動了基礎設施改造和經濟的商業化。所以，國家需要跨國公司，也愿意與跨國公司分享權力。

　　跨國公司對國際關系和國家權力的影響有幾個方面：第一，這種權力運用是發生在自己所管轄的領域內。第二，跨國公司對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資東道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響。第三，跨國公司對國家對外主權的另一侵蝕則是在制定國際規則方面。第四，跨國公司對國家對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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