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民族民間體育項目演變歷史論文

　　一、民族融合與民族民間體育變遷：

　　以“五胡內遷”為中心民族體育的變遷發展是民族民間體育變遷史的首要研究領域，尤其是多民族國家民族民間體育的發展歷程和現狀，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歷程,仔細搜尋和體悟多民族雜居共處的誘因及其影響。從縱向的時序發展上分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與體育變遷是以“游牧化”為主線的。華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黃河流域，同時期或稍晚長江流域亦有中華先民的印記，最新的考古發現更是將這些時間節點不斷前移。由于中國南北東西走向綿長，國土地域遼闊,在非主流的邊遠地區一直有游牧部落和小型聚居族群的身影。到秦漢時期，這種中原大國與邊陲族群的交流、戰和成為歷史發展的添加劑，影響或改變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走向。如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就生動地表現了趙國統治階層深受周圍戎狄部落的服飾文化影響，進而借鑒胡服優點改進騎兵作戰裝備,這成為中國民族體育融合發展的先聲。兩漢時期，中原漢王朝與周邊以匈奴為代表的少數民族進行了長期的戰爭，最終以“和親”為主流的和平交往方式替代了戰爭，民族融合進一步加深。到東漢末年，由于中原王朝統治根基動搖，戰爭頻頻,少數民族部落不斷南遷，開始大規模與漢族原住民雜居相處,民族融合空前加速。魏晉之際，在北方漢族人口銳減的情況下,胡族內遷形成高潮。在這一過程中，內遷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歷史上泛稱為“五胡”。

　　西晉統治時期，中國北部、東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關中一帶，居住著許多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晉書》記載，“西北諸郡皆為戎居”，關中百萬余口“戎狄居半”。這一時期,南北方皆出現民族融合的現象，擴大了中華民族的內涵，調和了胡漢文化。在漢族的影響下，這些內遷的外族逐漸由游牧轉向農業定居，胡漢文化相互影響滲透,但在交融的同時,胡漢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漢人的奴婢，而不少漢人也相繼淪為胡人奴婢。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如后趙石虎曾發男女16萬，運土筑華林苑及長墻于鄴北，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員押往他鄉出賣，因而激起了境內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層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實行割據。西晉以后之五胡亂華、永嘉之亂亦肇基于此⑴0在長期和戰交錯的歷史圖景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風氣與騎兵作戰的快速機動優勢大大影響著中原漢人的生活、心理和軍事。《晉書?庾闡傳》有載：“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矯捷無敵，晉人莫敢與較。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久而久之，北方游牧民族的騎馬涉獵與格斗技擊習氣深深影響和融人了中原漢民族的生活場景之中，形成了融合發展的、具有復合化特色的中華體育風氣。隨著民族融合的加速，以北方游牧民族的騎馬、射箭、角抵、打獵等為特色的北方少數民族體育項目加速融入中原體育活動之中。中原漢人和各少數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開始受到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的影響，少數民族基于宗教崇拜和祭祀而來的舞蹈、射獵等宗教體育活動也開始影響中原民族的日常體育活動。胡漢人民一起開展體育娛樂活動，大大豐富了古代中國的民族體育項目和民間體育娛樂消費選擇。射箭、馬術、摔跤、柔道等競技體育項目，都留下了中華民族體育融合發展的身影。

　　二、國都遷移與經濟重心南移對民族民間體育的影響：

　　以“兩宋移都”為例經濟基礎是決定社會各階層體育娛樂休閑活動開展層次和頻率的重要依據，尤其在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的情況下，有無足夠的經濟基礎是影響各階層人士參與體育娛樂活動的重要因素。政治格局則是決定體育活動外部環境的重要基礎，決定了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體育話語權。從古代封建王朝體育活動的開展背景看,一方面是統治階級和官僚貴族的窮奢極欲,一方面是平民階層的自娛自樂,形成r不同的消費層次和體育活動選擇等級。同時,政治軍事形勢變化和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也將導致體育娛樂活動的遷移和興亡。統觀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變遷和經濟重心移動，往往以國都遷移為重要依據和根源,是內外部復雜多樣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環境影響和決定的,進而影響和決定了體育活動和體育理念的變遷。中國自魏晉南北朝開始，北方變亂頻仍,尤其是不愿接受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和壓迫的中原漢人，逐漸開始了南遷步伐’在中原漢人南遷的過程中，與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南蠻”人群發生過較為普遍的族群沖突和斗爭，最終妥協、融合在一起，部分不愿融合妥協的南人則開始繼續南遷，乃至播遷南洋諸國。上述南遷的漢人群體,又以文人士大夫階層最具代表性,如《晉書》卷65《王導傳》說：“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滄涼，衣冠南遷”。他們的先進體育休閑娛樂活動和體育文化理念也因此逐漸向南方轉移,南方逐漸成長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心和經濟重心。

　　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發生在兩宋之際的都城遷移及其所引致的風氣變遷具有代表性。兩宋之際，原來定都汴梁(今河南開封）的北宋遺民，扶老攜幼，千里南遷臨安(今浙江杭州臨安），受戰亂時局的影響以及對命運等問題的消極理解，虛無消極和及時行樂的觀念形成一時之社會風氣，對市民生活的各個層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市民追求現時體驗,注重當前享受的風氣與南宋商品經濟發展相結合,極大地推動了當時當地體育娛樂活動的發展。如趙升在《朝野類要》記載有：“今雖有教坊之名，隸屬修內習教樂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樂權充之,不足，則又和雇市人。今年衙前樂已無,教坊舊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輩。”路歧即是在廣場街市、偏遠鄉村流浪賣藝者。《西湖老人繁勝錄》也有載：“十三軍大教場、教奕軍考場、后軍教場、南倉內、前杈子里、貢院前、佑圣觀前闊所在，撲賞并路歧人在內作場，行士圣法……相撲，王宣弄面,打一丈方餅。喝涯詞,只引子弟；聽淘真，盡是村人。”在這種漢人南遷的進程中,北方中原地區的官僚士族與以長江流域為核心的南方土著居民相互接觸和影響,呈現出頗具中國特色和地域復合特征的“南地(蠻）化”現象。一方面,中原地區的民族民間體育活動和體育文化影響了南地的體育活動和項目變遷,南方體育日益中原化和統一化。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運動在南宋有了充分的發展，四水潛夫的《武林舊事》、灌園耐得的《都城紀勝》和無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錄》等，都對這一時期的相撲記載非常詳盡。另一方面，南方土著的體育形式如耍龍、溜索（怒族）、獨木舟、搶花炮（侗族）、爬花桿(苗族）等，逐漸影響了中原南遷人口的體育形式和活動習慣,這個過程又是與復雜的宗教沖突、生活習俗矛盾及民族和戰相交疊的，其融合和接納可謂來之不易。在長期的共處格局下,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間，要么選擇和平共處,要么選擇規避遠遷,最終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南地生活場景和體育格局,即相對于古代地域特色鮮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體育”，逐漸凝練出具有中華民族整體特征的全新現當代民族民間體育格局。在中國古代和近現代史上，還有多次類似的經濟重心變遷圖景,它們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和改變了不同區域的人力資源分布與資本流向，以致改變了社會文化和社會風氣，從而成為影響社會潮流、教育理念和體育娛樂活動的重要誘因。例如，在中國古代民間體育發展進程中,風箏和彈弓的發展曾經深為歷代研究者所重視，世居江南的滿族貴胄后人、文學巨匠曹雪芹就是風箏制作和放飛名家，其關于風箏制作的專書流傳后世，體現出高度的民族性、遷移性和家國特色。

　　三、社會變革、文化分野與體育風氣變遷：

　　以“唐宋變革和文化內向”為著眼點在討論民族民間體育融合變遷的過程中,我們逐漸關注到社會變革和文化分野對民族民間體育的影響這一重要話題，認為體育風氣變遷與社會變化、文化分野具有重大而密切的關聯。在此，初步從錢穆先生的《唐宋變革與平民化社會的來臨》和劉子健先生的《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為切入點展開討論。

　　1."唐宋變革論”與古代社會的平民化走向對民間體育的促動

　　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歷來為東亞各國尤其是日本學者所重視和推崇,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著名歷史學者內藤湖南（即內藤虎次郎,1866—1934年)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唐宋變革論”。根據李華瑞、葛金芳、牟發松等學者的譯介和研究,所謂唐宋變革論主要是指唐宋2個朝代，雖然是先后繼起和互相關聯的，但從社會風氣、政治體制、經濟環境和國際交往等因素分析，唐代是中國中古時代的截止期，而宋代是近世中國的開端。內藤湖南試圖通過其歷史分期方法的解析和透視,說明唐宋之際中國歷史發生的巨大變革性發展。著名國學大師和史學泰斗錢穆先生曾總結道：“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主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人政治上層者，第37卷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當代著名史學家朱瑞熙先生指出，從唐代中葉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進人了新的發展時期,我們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它經歷從五代十國直到明代后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以前共約800年時間。由唐代中葉開始的社會變化到宋代定型,呈現出不同于過去的社會新面貌。宋代社會的新面貌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首先是物質生產的發展和階級關系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其次是以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為政治和精神的基礎,整個上層建筑包括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學術等意識形態以及風俗習慣均出現了相應的變革;再次是人民群眾在新的歷史環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標和方式進行階級斗爭。這一切因素互相聯系、互相制約、互相影響,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宋代社會面貌的生動圖畫。由此可見,隨著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的到來和民族、階級壓迫的相對減輕，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到了宋代始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民階層及其相應的消費、娛樂和休閑活動，人們的教育、宗教和文學藝術真正得到了普及和張揚,大眾平等意識初步得以確立。這些情況無疑為民族民間體育活動和競技娛樂活動的廣泛開展奠定了社會和思想基礎。此外，由唐入宋的古代市民社會和富民階層逐漸興起和發展,極大地影響了古代社會體育娛樂與運動休閑風氣,健身養生活動更加平民化和大眾化，體現出較強的時代特征。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傳世作品僅有2幅：一幅是為海內外所熟知的《清明上河圖》，展示了北宋東京汴梁的市民社會場景；另一幅是《金明池爭標圖》（一般認為此圖為張擇端早期作品，另一說此圖為南宋摹本），描繪了宋太宗趙光義在端午佳節到來之際,在皇家園林瓊林苑中的金明池與民同樂，共同觀賞軍士龍舟競渡、爭奪錦標的勝景,這種統治者與市民共同參與觀賞性體育活動的情境，充分體現了宋代開啟的市民社會與市民體育的嶄新圖景。

　　2.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對民族民間體育的抑制

　　美國早期漢學家普遍把中國宋代類比歐洲近世社會,得出了與上述中日學者相類似的觀點，即認為宋代市民社會的真正形成成為影響和改變后世中國文化社會面貌的基本依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劉子健做出了與眾不同的解讀,他認為所謂宋代工商業的興盛和富民階層的崛起其實只是一種社會表象,與歐洲近世社會“形同實異”，本質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尤其是兩宋之際出現的文化分野更是決定了后世中國社會與西方的發展脈絡漸行漸遠。北宋前中期,皇權受到以宰相為核心的廷臣團隊的制約,皇帝和臣下形成了互為拱衛、相互掣肘的穩定格局；然而北宋后期屢被北方少數民族滲透侵擾’直至“靖康之變”的嚴重局面。這種情形極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的心理和軍隊、百姓的士氣,進而對既有的宮廷制度和政治文化產生巨大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皇權極大膨脹,官僚士大夫階層的政治文化傾向于由“外王”而“內圣”，強調文化內向，整個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轉向封閉和保守。自此以后，以科舉為主導的文人社會掌控了社會發展和文化變遷的話語權，傳統武術和民間體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壓抑，習武之人被視為粗鄙之輩,民間體育項目多被諷作斗雞走狗不務正業，這種文化對體育的壓抑傳承良久，危害不小,馬球運動在南宋時期的式微便是一個例證。此后，中國古代體育項目和體育文化的傳承成為民族民間的自發行為，失去了堅實的社會政治支撐和足夠的文化支持。

　　3.中國特色民族民間體育的曲折、獨立傳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關社會變遷和文化分野對古代民族民間體育的影響出現了內在矛盾的一面，即“平民化”和“文化分野”交疊的局面。這種民族民間體育變遷進程中的自在矛盾一方面內耗了民族民間體育的發展動力，使得中國民族民間體育發展落后于西方體育文化和項目的演進，造成了近代體育的西化;另一方面,矛盾又是事物變遷發展的動力，正是在矛盾斗爭中，中國民族民間體育頑強地生存和傳承下來，成為獨具中華民族特色的寶貴體育遺產,為中國體育的獨立發展提供了依據和平臺。從上述意義上說，中國民族民間體育的發展演變,也與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變遷進程一致，曲折而激揚，永遠保持著鮮活動力和獨有個性，百折不撓，歷久彌堅。

　　四、小結

　　通過對中國古代民族民間體育賽事變遷背景的初步探究，指出了歷史變遷對民族民間體育融合發展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項目來源、競賽規則和組織形式上,更體現在文化層面和體育參與、體育消費選擇層面;因此,相關領域的史學研究既與民族民間體育賽事文化、傳統的研究密切關聯，也與民族民間體育賽事經濟和社會屬性的研究不可分割。在民族民間體育賽事變遷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以“游牧化”為主線的民族第3期融合提升了民族體育的播遷與融合，以“南地（蠻）化”為基本走向的區域體育交流得到極大的浸潤與統一，以“平民化”和“內向化”交疊為特征的民間體育文化在自在矛盾中實現了保存、傳承與曲折發展，這些情形共同影響和造就了當代中國的民族民間體育項目與賽事活動。由于研究處于起步階段且資料積累的短促性，本文還停留在外部、宏觀的把握階段，尚未深人到傳統體育賽事研究的諸多核心環節。隨著相關研究的深人開展，對民族民間體育賽事的歷史考察必將更加深刻和多元化,視角更加豐富，方法更為綜合，這也是本領域未來的研究趨勢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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