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的本質及其演化展望論文

    1.引論：對我國經濟地方化與市場化的一般性評注

    我國乃泱泱大國，地廣人多，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發展路徑各異。這決定了經濟學者必須避免對我國國情一概而論，任何整體描述或者借助均值進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無義，因此應在經濟分析中因區域而論，即采取“地方主義”（Regionalism ）分析范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頁）。也正是出于同樣的原因，胡鞍鋼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講話中把我國的情況歸納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所謂四個世界，乃指浦東之類為第一世界，浙江之類為第二世界，農村地區為第三世界，邊遠山區為第四世界。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經濟管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這才有了地方的相對獨立行為主體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對獨立行為主體地位，才也為地方之間的橫向競爭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縱向競爭之加劇埋下了伏筆。通過權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國有企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轉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國企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夢筆，2000年，第1頁）。

    另外一個方面，80年代鄉鎮企業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為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本文的語境中，鄉鎮企業是指廣義的鄉鎮企業概念，即“除了包括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建立的企業外，還包括農民聯戶辦和戶辦企業，以及各層次的聯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和農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業”（唐忠等，2000年，第3頁）；鄉鎮集體企業是指內含集體股份、其份額大到鄉鎮村足以控股或者對其經營活動（包括利潤分配）行使各種干預的企業[2].但是，鄉鎮集體企業雖則屬于民營企業范疇，其產權制度是一種集體產權制度，實際上可以與地方政府的國企產權制度相比擬。在本文中，我們把鄉鎮集體企業的集體產權制度稱作為鄉鎮村的“地方產權制度安排”。與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國企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一樣，鄉鎮村作為鄉鎮集體企業集體產權主體的“地方產權制度”都是企業產權的“地方化”形態。

    我國的“抓大放小”戰略實際上是把我國的中小國有企業通過各種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場，實行“民營化”（包括私有化）、“市場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減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國鄉鎮集體企業的改制也是沿著通往市場化的同樣邏輯理路進行，實現同樣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國的諸種經濟發展模式，著重關注“浙江模式”和“蘇南模式”。以這些模式為切入點，本文將從側面（而非正面）證實兩個判斷。判斷之一為：經濟領域的“地方化”現象要被“市場化”所取代。

    判斷之二是：隨著我國引入競爭機制，地方之間的競爭加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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