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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與美國經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以前，出口導向發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現為需求的增長主要來自國外，資本的增長則主要來自國內，而現在，資本的增長更加依賴于外國資本和臺灣資本，而需求增長則依賴于本地資源。印證這種變化趨勢的是，近年來，長江三角洲的氣勢似乎蓋過了珠江三角洲，上海與香港的金融中心之爭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說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經濟體系，那么上海和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體系在地緣和傳統上則較多是以內向（國內市場）為主要特征，這也是近年來跨國公司投資更多的選擇上海的原因。中國國內市場的重要性最終要超過國外市場，中國的發展模式已經顛倒過來。
翻開世界經濟歷史地圖就會發現，經濟大國的近代工業均發軔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國經濟很快就轉向內地工業資源密集區，至少美國的經濟歷程是如此。美國經濟沿著這條道路發展起來的，而法國、西班牙、荷蘭、漢薩同盟則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戰爭以前，美國的生產力和市場主要集中在東北部，但美國人并沒有長期沉浸于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政策，而是調頭西進，走“內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特別是19世紀早期，運輸業和通信業的新技術推動了美國經濟增長。美國通過其東部沿海的城市紐約和波士頓的金融中心從英國輸入資本，運用這些資本在紐約、賓夕法尼亞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煉鋼和采煤等新興工業。這些產品運往內陸，供應芝加哥等新興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這些新城市則在美國的腹地開發出新的農業產地以供應世界市場。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國等周邊國家向美國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滿足美國工業生產的需要。同時，從企業債券到股票融資等金融工具的出現，標志著19世紀末華爾街資本證券市場的成熟，這為20世紀產業重組和企業并購提供了金融平臺，那些20世紀的大公司和跨國公司就是以此為基礎成長起來的。結果，半個世紀以后，整個西部地區就為美利堅的民族生產力所充溢，為美國迅速跨入世界強國奠定了物質基礎。20世紀初，當美國的民族生產力已足以稱霸世界時，才打出“世界主義”和“門戶開放”的旗幟。
這個歷史經驗，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如“西部開發”和“啟動內需”仍有借鑒意義。只是，這個經驗對一個世紀之后的中國經濟所具有的挑戰意味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長中具有時序關系的階段和過程將被壓縮在一個較短時期來完成。
二、作為反例的日本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的經濟奇跡被歸結為這樣一種基本發展模式：在日本式經濟中，政府為了達到它的（貿易立國、出口導向）目標，在市場中同時嵌入了激勵和抑制因素。在經過長時間的實驗后，日本實行的國家指導而私人所有的經濟體制是日本二戰后成為世界第二大生產高效的經濟體的主要因素。南韓和臺灣學習了它的主要原則和機構，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當日本對美國的持續貿易順差，即美國對日本的持續貿易逆差開始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時，對日本經濟成功的主流解釋是它享有特別優惠的匯率，這一匯率是美國在戰后占領期間為了幫助日本經濟復蘇而確立的，名義上1美元可兌換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總統結束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貨在國際貿易中的價格優勢。15年之后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的經濟規模有兩個德國那么大，在汽車、鋼鐵、電子產品、機器人、半導體、液晶顯示器和其他工業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美國人更是驚呼日本的“威脅”。像尼克松一樣，里根政府又尋求利用匯率緩解來自日本的經濟壓力。1985年9月22日，法國、德國、日本、 英國和美國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云集在紐約的廣場旅館，達成“廣場協議”。美國和歐洲認為日本在國際貿易中因其價格優勢獲得了太多好處，因此強迫日本同意一項拋售美元的協商機制，在以后兩年多時間里，這一協議導致美元貶值30％，日元則相對升值。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遠影響的“廣場協議”，它成功地削弱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從1985年1月的1美元兌換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兌換158日元，日元升值導致日貨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上升。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恰當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采取改革措施擴大內需，將它的經濟重點轉向依靠國內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僅僅對日本有利的貿易關系。開發國內需求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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