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演進與制度創新個體本位觀

　　盡管哈耶克特意解釋過他為什么不是一位對任何變革都表示反對的保守主義者，而是一位古典自由主義者（老輝格黨人），但是由于他對待傳統的態度，他仍被許多人看作是保守主義者，他們常常引述哈耶克對于傳統的態度，來為無條件接受某種傳統辯護，比如許紀霖在《讀書》雜志，2000年第一期發表的《上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結語就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是那樣千絲萬縷地聯系著，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畢竟成為我們的一個歷史傳統。按照哈耶克的說法，傳統是應當受到尊重的，因為我們無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構未來，只有從以往的傳統中演化歷史。”

　　中國學人也嘗試著要給哈耶克這種試圖調和個人自由和創造力與尊重傳統之間內在的沖突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最典型者大概是陶東風的解釋：“竊以為哈耶克得出自由與傳統相互協調的理論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從而這個理論也就不具備必然的普適性。在哈耶克熟悉的英國社會文化環境中，已然存在一個在他心目中既‘自生自發’、又合乎自由理想的傳統與秩序……因而在哈耶克的心目中，維護這個傳統就是維護自由，而用人為設計摧毀這個傳統就等于摧毀自由。”1

　　這種解釋當然不是沒有道理，但卻從根本上瓦解了哈耶克社會理論的普遍意義，似乎他的理論只是適應于自由秩序的原發地英國和生來就只有自由傳統的美國，甚至連歐洲大陸都難以援為舊例，后來的努力要超越自己的本來傳統，建設自由社會的文化和民族國家，則只有徹底打破、拋棄自己的傳統，另起爐灶一途。這就使哈耶克陷入尷尬的境地：有自由法治傳統的民族將享有自由法治，而沒有自由法治傳統的民族則永遠不能享有自由法治。哈耶克成了文化相對主義者。我想這是哈耶克所決不能接受的。從他對市場普適性的堅持，從他堅持自發秩序及晚年探討擴展秩序看，不應該得出這種結論。

　　在哈耶克看來，現代西方社會（尤其是英國、美國）之所以發展出可欲的復雜的自由法治秩序，并不是人們刻意設計的結果，而是偶然地采用了某種適當的規則，這種規則透過不斷擴展和深化而逐漸自發地形成為復雜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沒有自由傳統的社會，其固有的傳統有沒有可能向自由的方向演進？哈耶克提出了種群文化競爭進化理論，即某些社會的規則之所以得到發展，是因為實施它們的群體更為成功并取代了其他群體，即這些群體比其他群體更繁榮并發展起來，并能更成功并包容群體外的人，因此，他晚年更多把自發秩序稱之為擴展秩序。

　　雖然有論者指出，哈耶克晚年的文化種群選擇理論籠罩著神秘的氣息，并且其立論似乎與其早年所堅持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直接沖突，但它依然可以給我們某種啟發。不過，哈耶克似乎并沒有仔細地解釋被動地卷入進化過程的群體何以會改變其規則，其傳統以何種方式演進。這些問題對于哈耶克的思考是無關緊要的，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卻是最要緊的問題。

　　本文的基本觀點就是盡管中國傳統自身在封閉環境下演進，可能無法通向自由社會，然而隨著文化種群進化過程的擴展，中國也能夠逐漸地演變為自由社會。至于這種文化種群選擇機制的基礎，我們仍將回歸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而提出一種個人主義的傳統觀，指出規則的變化是在從個體的層面上啟動的，而由于處于開放的狀態下，在個體層面上展開的規則的創新活動最終將導向一種可欲的社會秩序之建立。

規則與傳統

　　作為社會活動之基本單位的個體和他所遵奉的傳統都不是固定的、靜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兩者持續互動從而不斷生成的過程。

　　人類不可避免的無知使我們的理性不可能掌握關于復雜現實的所有細節，我們不得不依賴規則行事，必須大量地依賴不用懷疑的傳統規則，而不必企圖作出理性的選擇，或去構建某種指導我們行動的規則體系。由于現代社會是一種大社會，成員的交往范圍遠遠超出了熟人的圈子，在這個社會中我們很難了解他人的詳細具體的知識，我們就需要通過社會規范、規則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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