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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全力引進外資探析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國內體制根源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在有關中國引進外資的問題上，國內存在著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吸引外資是為了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和引進國際先進技術。目前，國內高達7萬多億元的龐大居民儲蓄??［1］?和不斷擴大的銀行存貸差??［2］?，表明將引進外資用以解決儲蓄－投資缺口的解釋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中國產業的技術進步和工業結構的整體效益也遠未帶來預期的成效??［3］?，那么千方百計引進外資的動機和必要性究竟何在？一. 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衰退軌跡?
?2000年，中央安排社會保障支出達458億元，比1999年增長了80％，比同年財政部向全國人大提交的社會保障預算支出高出38.8％??［4］?，由此可以明顯感受到失業給國家社會政治帶來的沉重壓力。同年，國家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剝離的壞帳近1.4萬億元??［5］?，然而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比例仍達25%??［6］?。銀行實際壞帳有多大迄今還是個謎??［7］?，但毫無疑問，壞帳總額肯定遠遠高于已剝離的數額，這可以從國家發行特別國債提高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嚴令銀行業強化信貸風險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額的銀行壞帳暴露出長期以來國內投資的低效，即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中國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就不再受困于儲蓄不足和外匯短缺，“雙缺口模型”理論無法解釋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日甚一日的強烈需求。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繁榮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國內消費，當時的改革是雙贏博弈，社會各階層均從改革中受益。放權讓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國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顯傾向于企業承包者和職工，國家統一確定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資總額、不斷地漲工資、幾乎不允許國企破產，以及通過財政貼息方式補貼虧損的國有企業，保持了企業間職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穩定了占城鎮就業主體的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預期，使得居民消費傾向極其強烈，于是出現了對于輕紡、家電類消費品工業的投資高潮，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高達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個百分點。?
由于承包制負盈不負虧，企業存在著投資的軟約束；行政分權使“條”的中央政府權力向“塊”的地方政府轉移，權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經濟建設的政治壓力和各級政府逐級對下實行與政績掛鉤的仕途升遷激勵機制下，產生了強烈的投資沖動，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資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權控制國有銀行在當地的分支行，追求產值的增長。中央計劃在下達過程中又被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層層加碼，導致實際投資發生放大效應。地方政府與所轄國有企業在“塊”的體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關系，必然滋生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以維持落后的生產和技術以及相應的就業。資金的短缺促使急于求成的各地政府紛紛投資“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業項目，并控制本地資金外流，造成投資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許多行業出現大量達不到規模經濟的低技術、高成本的重復建設。在一些投資較大的耐用消費品行業，如彩電、冰箱等家用電器生產線的引進上，同一類型的技術和設備被各地競相重復引進，很快導致行業生產能力的過剩。?
從另一方面看，行政分權以及缺乏有效的、有利于國內市場統一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通過對本地資源的牢固控制竭力加強其政治權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實施行政控制或干預的跨地區的企業間購并，包括有競爭力的企業間的“強強聯合”，使得市場退出機制難以形成和啟動；加之當時存在著向國有銀行轉嫁企業虧損的便利條件和政治環境，落后企業得不到及時淘汰，低水平重復建設遂愈演愈烈，造成地區間產業布局的嚴重雷同??［8］?，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相似度為0.935，而中部與西部省區相似度則高達0.979??［9］?。這不僅使地區間難以進行經濟協作、實行規模經營，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而且還埋下了市場需求不振時，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設壁壘惡性競爭的隱患。?然而總體上的經濟短缺暫時掩蓋了投資的低效。到了八十年代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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