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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信息倫理道德教育及對策研究論文
芻議“大學生信息倫理道德教育”，是基于大學生理論層面不斷豐富、現實領域不斷成長的需要，也是源于時代的“信息不可或缺性”，也受信息自身意義不斷解蔽，并受“偽信息”逐步呈現的影響。當下，大學生信息道德問題日益引起高校、社會等層面的關注，需要從學術層面理清“信息道德”的興起以及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相關問題的存在背景、理論內容和反思。
一、“信息倫理道德”理論的興起
信息技術不是“中立的”，不僅僅涉及“技術探索領域”，也關聯到“現代道德倫理領域”，兩個方面都是“后工業時代”、“信息社會”、“互聯網社會”等等概念實指的客觀時代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兩個方面屬于信息技術的“車之雙輪”、“鳥之雙翼”。信息技術不僅僅促生著新技術理念的產生，而且也一直與“生物技術”、“納米技術”和“認知科學”等匯聚技術一起，被學者們認為是“可實證的道德問題的源頭”，對于當下大學生而言，如何在一種“信息鴻溝”、“數據民主”的環境中尋找一種“信息平等”、“信息高尚”、“信息道德”呢?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自身看待世界和處理問題、參與實踐的道德方式呢?這些疑問是筆者一直思考的問題，也是貫穿本文的邏輯主線。
萬維網(www)逐漸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如同詹姆斯·摩爾(James Moor)所言，“IT已經成為無處不在的代名詞”[1]，在信息環境中，我們可以通過“信息編程”，實現“辦公自動化”、“購物消費”、“電子游戲”、“獲取新聞”等等，甚至與“我”溝通的對象也在發生著“信息化改變”，潛移默化地，互聯網還影響著人類的感官體驗、思維方式以及道德概念認識。比如，在“信息道德”方面，如何認識“分享”與“產權”道德問題?網絡友誼真實嗎?“信息道德”的全球性問題如何認知?計算機能對所謂的“道德失范”負責嗎?“道德評估”如何認識?針對這些問題，國內外學者已經開始不斷涉獵，比如華南理工大學的肖峰教授，2013年主持的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信息文明的哲學研究》就是試圖在此領域進行體系化研究，國外的學者在此領域的投入更是十分強大，比如來自美國圣路易斯大學的詹姆斯·伯海曼(James Bobman)，澳大利亞國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學院教授杰弗里·布倫南(Geoffrey Brennan)，挪威卑爾根大學達格·伊拉斯姆(Dag Elgesem)，牛津大學的盧西亞諾·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等等都是信息道德研究領域的排頭兵。
綜上所謂，“信息道德”正在全面升溫，成為顯學，同時，這也折射出“信息道德”問題的嚴重性。筆者在過去幾年里面，先后圍繞“偽信息”作為話題，對“信息道德” 展開了相關研究，說到底，“偽信息”，就是“人為”的信息走向了“人的對立面”，并沒有真正解決人的問題，反而產生了更為讓人苦惱的信息問題，其中就凸顯出“信息道德”問題，比如，漫天飛舞的“謠言”，“各式各樣的專家之間的爭吵”等等，可能涉及到這個方面。在“信息道德”重要性和矛盾性不斷疊加的過程中，“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的理論探究不得不提上日程。[2]
二、 大學生信息倫理道德教育的理論梳理
本文的研究基于兩個理論假設，那就是“大學生現在并將來一定會生活在一個令人激動不已的技術時代”，同時，“大學生不能再依照往常的道德規范那樣去生活”。大學生是信息環境下的“道德受體”(moral patients)，在當下，信息道德問題嚴重，比如信息傷害(information-based harm)、數字鴻溝，遠程監控問題以及游戲作弊和個人隱私問題等等。
顯然，當下95后的大學生，作為“信息社會的土著居民”，他們沒有經歷過“前信息文明”的太多熏陶，與生俱來地就處于這樣一種“現實與虛擬”高度融合的環境當中，無疑會遇到這樣一種“道德真空”的問題。針對大學生的“道德重建”，教育，無疑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是，將“信息移民”遷移到“信息情境”中去教育“信息土著居民”，從邏輯上來講，這顯然是一個異常不合理的論斷。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問題探究的第一關，就是“信息道德教育”是否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呢?回答這個問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信息道德教育”的本質是什么?“信息道德教育”與“信息技術教育”屬于“信息教育”的兩個分支，先前人們觀念中存在的“青年是信息時代的引領者”，這種論斷的主要意思在于表達“青年，是信息技術時代的引領者”，這是一種不斷開天辟地的事情，但是作為“信息道德教育”，則與“信息技術教育”有著截然不同的語境，最起碼，道德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內在認同，是一種“傳承的”產物，顯著的特征區別，就意味著大學生要從“前信息文明”前輩那里獲取“人與人”的生活原則，畢竟，信息文明并不是一種完全獨立的創造，更多是一種社會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組成部分。解決了這一認識上的束縛，“信息道德教育”似乎就是一種“十分緊迫”且又“可行”的。[3]
大學生信息倫理道德教育的提出，就暗含著一種“信息矛盾”、“信息斷裂(fracture)”的出現，信息技術文明的到來，并沒有真正滿足人的道德需要，而是出現了一種“道德沖擊”、“道德層面的翻天覆地”[4]、“道德分化”[5]、“道德碎片”[6]等等類似的存在，這種道德期望與信息技術現實之間的“差異”，“文化中斷(cultural discontinuities)”，體現出信息道德教育的背景意義。基于此去理解“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的本質，就特指我們去彌補“信息技術在開化人”方面的不足，我們在延續“傳統道德”，在促使其與“大學生信息道德”相協調。探究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本身屬于“形而上”學問與“形而下”科學的復合，也是“微觀倫理學”與“宏觀倫理學”的交叉，信息道德教育屬于環境倫理學的一種形式。我們必須首先要肯定，信息技術從宏觀上講，是一種“道德提升”，比如，豐富了“信任的內涵”，幫助大學生“實現了更多意義上的交流”等，但在另一方面，信息技術所傳遞的信息并不是“自由的”，在一定意義上“限制了大學生的體驗”，同時，對于大學生來講，存在著一個“信息是否可靠”這個前提問題， “越來越多的QQ群”能夠解決大學生自身的問題嗎?能夠促使大學生獲取真實的友誼嗎?性格方面，又受到信息技術多大的影響?
大學生在信息環境中存在著多個角色，這里的信息道德教育是針對哪一個?大學生是現實中的人，但研究發現，很多大學生很在乎“信息情境”中的虛擬道德形象，這種現象又如何去解讀?每一個國家的大學生都存在著自己國家民族的價值理想，作為全世界的一個問題，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會不會趨向同一，有沒有一種全球性的道德出現?
三、 關于大學生信息倫理道德教育的理論反思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電腦的普及，網絡成為大學生信息來源的重要的途徑之一。網絡是一把“雙刃劍”， 有利又有弊，在增強大學生與外界溝通和交流的同時，也會帶來不良的影響，帶來信息道德問題，很多大學生信息道德問題能夠通過當下的政策與教育來解決，但是一些信息道德問題，如，“信息霸權” 、“人際疏離”、“網絡犯罪”、“情感沖突”等道德失范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這些“道德中的真空問題”是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理論反思的重點所在。
如何對大學生進行信息倫理道德教育是新時期的研究課題，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的把手有哪些?筆者認為，第一，加強道德相關的教育與政策完善，加大網絡立法和網絡行為監控力度，依靠現代技術手段，對有害信息進行技術過濾，從源頭上把好信息關口，盡可能減少有害信息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與蔓延;第二，加強大學生相關的責任教育。正如技術人員需要對自己信息產品的生產負責一樣，大學生需要對自己信息產品的消費負責。大學生對于信息生態負有創建性管理責任。家庭、高校、政府、社會教育是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的一種外在力量，大學生信息道德教育還需要一種內在力量，需要大學生把外在力量轉化為內在力量，內化為自身的行為準則，強化自律意識，切實做到科學上網、文明上網。在信息面前，大學生需要提升辨別、分析、取舍信息的能力，同時還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敢于承擔社會責任;第三，提升德育工作者素質和技能，切實做好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新形勢下，高校迫切需要建立一支既有較高政治理論素養，又懂得網絡技術的德育工作者隊伍。德育工作者對于個別“過度沉迷于網絡”的大學生要給予提醒，進行心理疏導幫助。作為高校，要舉辦講座、文體比賽等多種活動，引導大學生積極參與，不斷豐富大學生的校園文化生活，減少大學生對網絡信息的過度依賴。[7]
信息(通信和控制)本質是“人內在生命的實質”，信息技術的每一次進步，我們都要重新審視人性和美好社會，但是，我們既要避免走上“道德教條路線”，同樣，我們也不能無視大學生道德問題以及出現的教育問題。目前，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信息技術與信息道德結合起來。
總而言之，大學生信息倫理道德教育，作為一種新興研究領域，概念與歧義不斷，并且將會伴隨著問題不斷增加起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技術將會參與進來，一些概念性的理論問題可能會面臨更大的挑戰。作為研究者，應該嘗試預期更多的倫理問題，盡可能促使高校道德學家、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的無縫合作，發揮高校的智力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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