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大城市人口控制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研究論文
人口與教育自從人類社會產生之日起，就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當前，人口和教育已成為世界上兩大社會問題。
我國的人口控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伴隨著人口總量的嚴格控制，人口年齡結構卻發生了峰谷交替的劇烈波動，嚴重影響了我國教育資源的配置與效益。從我國人口發展的這種態勢來看，大城市平均領先于全國約25年[1,2]，且其教育資源又集中了全國的大部分，因此，對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同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研究就應及早提上議事日程。過去對此問題重視不夠，缺乏系統研究[3]，使人口控制和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協調。因此，在強調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兩大戰略的今天，解決人口與教育的協同問題應予以高度重視。
一、我國各大城市與上海市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相似性及其相位差
上海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等指標，長期以來在我國大城市中均屬最低水平，1993年起戶籍人口整體出現自然負增長(-0.8‰)，率先跨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行列，其人口年齡結構如圖1所示[4,5]。
附圖
圖1 上海市1996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上海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研究》
北京等大城市與上海市人口年齡結構的峰谷交替具有相似性，只不過在年齡或時間上有所先后，即存在相位差。例如北京波動相位差比上海滯后約5年，人口自然負增長滯后約15年，如圖2、3、4所示。
附圖
圖2 北京市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
附圖
圖3 上海市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
附圖
圖4 我國各大城市相對上海市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的相位差估算示意圖
我國37個大城市（指市區非農業人口大于100萬者）人口年齡結構相對于上海的相位差滯后0～10年不等，而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則滯后6～40年不等，如圖4和表1所示[1,6,7]。WwW.133229.coM
表1 我國各大城市相對上海市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的相位差估算
序號 城市名稱 1999年末總人 與上海對比的相位差
數（萬人） （滯后）（年）
1 上海 1313.12 0
2 撫順 226.9 6
3 沈陽 677.08 6
4 北京 1249.9 15
5 大連 545.3 15
6 天津 910.17 20
7 長春 691.23 20
8 吉林 430.01 20
9 哈爾濱 927.09 25
10 南京 537.44 25
11 杭州 616.05 25
12 濟南 557.63 25
13 武漢 740.2 25
14 長沙 582.47 25
15 成都 1003.56 25
16 重慶 3072.34 25
17 青島 702.97 25
18 鞍山 340.3 25
19 鄭州 615.36 30
20 西安 674.5 30
21 唐山 694 30
22 齊齊哈爾 553.7 30
23 邯鄲 821 30
24 淄博 405.72 30
25 洛陽 614 30
26 石家莊 875.4 35
27 合肥 429.95 35
28 福州 583.13 35
29 廣州 685 35
30 貴陽 321.5 35
31 昆明 473.39 35
32 蘭州 287.59 35
33 烏魯木齊 158.92 35
34 徐州 152.41 35
35 包頭 203.01 35
36 南昌 424.2 40
37 太原 299.92 40
加權平均相位差 24.85
注：以上數據以我國人口第四次普查及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人口發展的'態勢為依據近似估算得到。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國各大城市的人口年齡結構和發展態勢基本相似，但存在著相位差，上海相對于其他大城市處于領先地位。
二、上海市人口控制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分析
上海從1993年起，撫順和沈陽從1999年起都已發生人口自然負增長，其他30多個大城市也將緊接著相繼發生類似情況，因而相應的協同不但具有緊迫性和長期性，而且更有局部性和全國整體性。因此，有關政策的研究可在上海先行試點，而后逐步推廣。
1.學齡人口數的峰谷交替對教育資源配置的重大影響
上海市人口年齡結構的峰谷交替，必然導致學齡人口數的峰谷波動。1982年前后，出生人口數出現了一個小高峰，每年出生人口數一般在15～20萬人，但近幾年出生人口數急劇減少，1995～1999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數只有6.61萬人[5,8]，形成低谷，對教育沖擊極大。這樣，1～3歲入托的人數和4～5歲入園的人數也就相應出現峰谷交替，因而原先適應15～20萬幼托人數的教育資源嚴重多余。目前上海市的小學生源急劇減少，約為10萬人左右，如圖5所示[4]。而原有教育資源卻能適應15～20萬人的生源，從而也導致了嚴重的多余。但按照上海人口規模目標的要求，15～20年之后的生源又將逐步回復到15～20萬人的等級，因此，對多余的教育資源又不該任意擱置與浪費，應予更加合理的調整和配置。
附圖
圖5 上海市2000～2020年小學生源人數與可容納量預測
上海市高中教育的調整也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其初中畢業生人數1998年已達最高峰值21萬人，從1999年開始有一個小幅回落，2001年又將回復到較高水平，如圖6所示[4]。
附圖
圖6 上海市1996～2020年初中畢業生與高中招生能力預測
上海高等教育也面臨著挑戰。由于80年代初上海人口生育的小高峰，大學學齡人口數的高峰期也將來到。而從上海市1993～1999年人口負增長的情況看，到2011～2017年，大學學齡人口數將急劇減少[8]，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相應的教育資源也將難以得到優化的配置。
2.外來勞動人口增長對人口整體素質提高提出的新要求
外來人口的穩步增長是影響上海人口總量的一個重要因素。1993年至1998年5年間，全市常住人口由1403萬增加到1464萬人，其中增加量的80%為外來人口。每年在滬務工的外來流動人口約有200萬人，90%以上是中青年，其中60%～70%的人處在相對穩定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之中，已成為上海事實上的居民。外來人口子女就讀的義務教育階段平均每年級人數約達1.5萬人，在一些外來人口聚居的區域，會給教育資源的布局帶來較大的壓力[4]。
三、北京等各大城市人口控制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分析
由于人口年齡結構上的相似性，北京等各大城市也會相繼出現上海市目前所面臨的教育資源配置的類似問題。撫順和沈陽1999年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北京、大連、天津、長春和吉林5個大城市也將在7年之后緊接著步入負增長，形勢也相當嚴峻；其他如哈爾濱、南京以及鄭州等20多個大城市也將相繼出現類似情況。同時，各大城市的資源配置又互有關聯，并非完全孤立，運作得好，可以在地區上時間上互補協同，發揮更大效益；反之，相互之間會形成沖突和沖擊。因此，我們應從全國整體上高度重視教育資源的最優配置。
四、我國大城市教育資源配置的對策建議
1.建立“中國人口與教育資源信息管理系統”
盡快建立大城市的“人口與教育資源信息管理系統”，跟蹤人口控制的現狀，及時掌握學齡人口數峰谷波動的情況，探索各地生源峰谷互補的可行性，發掘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可能性，強化體制機制改革與開放的力度，提煉或制訂相應的指導性政策和法規。
2.利用各種途徑擴大和調劑生源
學齡人口數峰谷交替現象所導致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為困擾各類學校生存和發展的普遍性難題。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外的教育資源也可能會進入一些大城市，爭奪部分生源，導致生源結構發生變化，將對教育事業形成新的機遇和挑戰。各大城市可以利用人口年齡結構在時間上的相位差，充分發揮各地生源在峰谷上的互補效應，可以跨省市擴大和調劑生源。各類學校應相應地完善軟件設施，強化內部管理，充分提高原有教育資源的效率和效益。
3.加大師資隊伍培訓和調整的力度
各類學校應利用生源在不同城市不同時期的峰谷現象，有序地加大師資隊伍培訓、調整和提高的力度；同時，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有責任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各類學校應針對老中青三代教師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確保教育隊伍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4.強化教育資源的多元化運作——部分教育資源作為非營利性產業進行特殊運作
深化體制改革，強化教育資源多元化的運作方式，可有公辦、民辦、引進外資協辦及混合辦等多種方式，各種方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教育資源都可作為非營業性產業進行特殊運作。
民辦學校，在特殊運作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認清民辦學校的意義。要糾正“私立學校即貴族學校”和“私立學校即私有學校”等片面觀點；(2)民辦學校要同時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教育發展規律進行運作，成為相對獨立的實體單位；(3)抓緊政府立法，大力加強民辦教育的法制建設；(4)政府應為民辦學校提供適當的支持、資助和監督[9,10]。
對于公辦、協辦和混合辦等學校，情況更復雜，既有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部分，又有教育資源的富裕部分，如何按照非營利性產業的方式特殊運作，相關政策應進行專項的研究。各大城市應把教育資源的配置提到重要的戰略高度，使民辦、公辦、協辦和混合辦等學校互相補充，協調發展，合理運作，使其在提高全民素質方面做出巨大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特別強調：“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質、培養人才的基礎，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適度超前發展，走改革創新之路。”經過較為深入的分析研究，顯然，上海市在各大城市中很有超前性，由此引發的教育資源配置的研究與試點極具緊迫性。同時，各大城市的教育資源互有關聯，并非孤立，存在著全國的協同效應。因此，對我國大城市人口控制和教育資源配置進行協同研究，對加快整個國民經濟建設步伐、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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