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責任

呂日周

    中國人有“得過且過”的寒號鳥思維，有“能忍則忍”的奴隸性意識，有“事不關己”的避矛盾思想。這樣的不去嚴肅追究官員責任的人文環境和在這種人文環境中產生的舊的干部體制，使人們覺得中國最好當的是官：什么人都敢當官，都想當大官。一些干部一旦當了領導之后，不是勇敢地承擔起領導責任，去認真負責地處理份內的各種問題，而是丟掉了當領導的責任，去享受當領導的福利待遇。或者換一個說法，他們不是去勇敢地探索改變干部制度的弊端，而是處心積慮地利用干部體制的漏洞以謀私。

    豈不知，一切都是有條件的，都要有一定的界限，一旦超過了界限，問題的嚴重性到了上級有事業心的領導忍無可忍的地步，或者到了群眾“忍無可忍”的地步，即使舊的干部體制不變，一些官員也要受到責任追究，變成重大變革前奏的一個個案例。中國任何一項體制性的改革都是逼出來的。我國“三級所有，隊為基層”的人民公社舊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農村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新體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那么，為什么改革舊的干部體制的題目也早已提出來了，但改革的速度還是這么緩慢呢？為前所述，人們還在“得過且過”、“能忍則忍”和“事不關已”中。

    但是，中國突如其來地發生了“非典”。剛開始，舊的干部體制框架下，使有些領導仍然以過去對待社會上的一切問題那樣去推，去拖，去瞞，去防止新聞曝光，這是一種體制性的習慣性行為。直到撤消了兩個高官才有好轉。對不負責的領導干部嚴肅地追究其責任，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一些干部在實踐中發現舊的干部體制中存在著裁判權只掌握在極小數的領導手中和裁判無度量衡的嚴重問題。而為之服務的大多數人并沒有真正裁判權，他們心中有桿秤，稱出重量沒有用。于是，一些干部就利用這一體制性的問題，只跑官，不跑民；只享受，不吃苦；只應付，不實干。總之，這部分在重要領導崗位上的干部因為自己不負責，也就不想追究別人的責任；因為自己不干凈，也就不敢追究別人的責任；因為自己不帶頭，也就不會追究別人的責任。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個地方各項工作就不是出現一個漏洞，而是會成為一個漏斗。那就會在普遍不落實的環境中，不知在什么時候出現什么根本估計不到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大問題。

    “非典”是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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