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偵查工作弊端之我見論文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是指專門機關為查清犯罪事實，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的專門調查活動和有關強制性措施。我國刑事訴訟法將偵查權賦予了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長期以來，以上機關通過有效行使偵查權，有效地查清犯罪事實，有力地打擊了各種刑事犯罪，為維護我國正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保衛國家安全、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民主權力作出了巨大貢獻。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在多年與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的偵查經驗和方法，為有效打出各類職務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特別是97刑事訴訟法修改來，檢察機關偵查工作面臨著不少的困難和挑戰，原有的偵查模式和辦案方法也遠遠跟不上形勢需要，雖然各級檢察機關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但在實際辦案中，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在偵查工作中有以下問題需得到及時解決和明確，以得于偵查工作的順利開展，促進反腐敗工作的順利進行。

一、關于立案問題

立案是檢察機關偵查活動的啟動 和開始。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發生”，偵查機關即可啟動偵查程序。但是，檢察機關所管轄的職務犯罪案件與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所管轄的案件，一般來說其犯罪事實的發生都是顯而易見的，往往都是根據犯罪事實去查找作案人。而檢察機關（特別是反貪部門）所管轄的職務犯罪案件，其犯罪手段有高度的隱密性，往往都是根據作案人去尋找犯罪手段和犯罪事實，所以，對“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發生”問題較難把握。比如：某單位負責人反映單位出納員用虛假單據提取了本單位公款，從現象上看，有證據證明了這一事實，根據檢察機關現有的辦案立案標準規定，一是要求有出納員用虛假單據提取了本單位公款的證據，二是要求虛假單據提取本單位公款達到一定的要數量，也就是要求達到5000元的立案標準；只有滿足這樣的條件才能立案。在現在的偵查工作中，檢察機關立案和撤案都受到一定的考核指標限制，造成了在偵查部門在一些案件上不敢大膽的立案，有的甚至錯過了立案的大好機會，一方面使犯罪的人逃脫了法律的懲罰，另一方面廣大人民群眾對此很有意見，使我們的工作處于被動。

在檢察機關，每年上級檢察院都要下達立案指標，大部分基層反貪部門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立案指標，干警們幾乎連年都是“超負荷運轉”，而查辦大發案件所花的精力、警力、物力和時間與查辦一些小案是無法相比的，這就可能導致基層反貪部門為完成立案數而放棄大發案件的辦理，或案件金額達到大案標準后，放棄深挖余罪現象的發生。在一些基層檢察院，為了完成辦案指標，還會出現將一些本來可以一案處理的案件分為兩案或多案處理，造成司法成本的提高，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同時，立案指標的設定也不符合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在一個地方，本來就沒有發生這么多案件，你卻要求這些檢察院完成辦案指標，顯然是不客觀的。應當以是否有案必查為考核標準較為科學。

現在基層檢察機關普遍存在著這樣的一種認識，由于辦案指標的設立，使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同辦案對立起來，其原因是預防職務犯罪搞好了，犯罪的人少了，就沒有案子可查了，所以對預防職務犯罪不太重視，違背法律的預防宗旨。　

在上級檢察機關的考核指標中，還設定了大要案比例考核，這種考核必然導致一些檢察院為完成大要案比例，對一些小案查而不立或者就不查，使這些犯罪嫌疑人不能受到法律的懲處。這樣既不利于打擊犯罪，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群眾對此很有意見，從而影響檢察機關的社會形象，影響干群關系。

二、不訴率、撤案率的限制，會給偵查工作帶來諸多不利

如前所述，立案偵查只是偵查機關認為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發生，從而對犯罪嫌疑人啟動偵查程序，查清案件事實的過程，偵查終結后，針對偵查中所獲取的證據對案件依法作出起訴、不起訴、撤案等決定，只要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定，均屬正常現象，但人為地對不訴率、撤案率加以限制，反貪部門為了使不訴率、撤案率不“超標”，在不得以的情況很可能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去應對，從而影響偵查工作的進行，甚至會造成嚴重后果。“不破不立”是在初查時必須查清至少有一樁犯罪事實，且證據要求基本達到批捕、起訴標準后才立案偵查，這種現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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