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美” 與司法公正

　　司法人員正確適用法律、法規是司法公正最基本的含義。人們對我國司法現狀的不滿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司法人員不能在實體上正確適用法律、法規，在裁判過程中不能夠保持中立，沒能做到程序公正這兩個方面。導致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部分司法人員在司法過程中謀求私利是其主要的原因之一，但外界的干預和干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干預是具有權力屬性的外部力量對具體司法人員的控制作用，比較典型是領導們的“批條”。干擾同樣是來自外部力量的作用，但干擾力不源于于某種權力，而是來自非權力關系的情感關系和其他關系。最典型的是“說情”。中國社會有一個完全區別于西方的特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超人際關系”。幾乎任何制度的運作都會遭遇到“人情關系”或“超人際關系”的“糾纏”。有時制度的實施也還需要這種“超人際關系”作為運作的“潤滑劑”。這種人際關系在很大成分上是一種人情關系，它建立在中國人特殊的人際意識、觀念之上的。長期存在的所謂“后門”就是為有特殊人情關系的人規避政策提供的通道。有一件事很能詮釋中國人的人際意識。眾所周知，獲得留學簽證對想出國留學的人來講是十分關鍵的，有不少人因為多次拒簽而苦惱。在某省，想去某國留學的人們知道該國領事館即將上任的總領事是一位華裔，頓時歡呼鵲躍，以為看到了曙光，因為是華裔，一些人便想大概中國人搞關系的種種方法對他是應該是有效的。而對前任非華裔總領事，人們壓根兒就沒有想過通過中國人習慣的方法將其“搞掂”。

　　今年足球甲B多支球隊涉嫌打假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對此，足協“閻掌門”提出要重拳出擊，嚴懲足壇腐敗。但這同樣遭遇“說情”的阻撓。“說情”是通過特定的人際關系實現“情”的傳遞，使接受方有感于“情”，而在行為實施時偏離法律、規則的要求。在司法運作中也是如此。受人際意識的影響，當事人需委托律師進行訴訟時，選擇律師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是該律師與該案的審判法官或受理該案的法院的法官是否有關系。在訴訟中，尋找各種關系使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利于自己更是常見的事。所謂中國是一個“關系”社會，應是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揭示。任何人都處在一張無形的關系網中。法官也不例外。中國的法官要在這張網中做到中立裁判，恐怕是非常難的。有些“網”是歷史或客觀形成的，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例如同學關系，親屬關系；有的“網”是自己編織的，是基于人們相互之間的現實或將來的需要。對“網”的需求實際上是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非規則化所導致的。“網”的相互連結性能夠使作為“點”狀權力形成網絡性的“面”的擴張，人們通過關系網絡有效搜尋到規避障礙的路徑，實現自己的目的。關系網的這種特性必然使司法人員難以做到中立裁判，極大地妨礙了司法的公正性。

　　關于關系網的這一腐蝕作用，人們都很清楚，并試圖以強化司法人員的思想素質以抵御這種來自關系網的侵蝕。但事實告訴我們，這種做法收效甚微。我以為防止被關系網套住，是否可以嘗試這樣一種方法，即將司法人員與社會適當“隔離”，形成司法人員自己相對獨立的社會圈子，應當盡量少參與社會活動，包括社交活動和不必要的政治活動，使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從社會關系中適當脫離出來，從而走出關系網。數學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定理-費馬大定理，即“不可能將一個高于2次的冪寫成兩個同樣次冪之和。”皮埃爾&#8226；德&#8226；費馬這個數學天才并不是職業的數學家，而是17世紀的一位法官，他之所以有時間研究數學，就在于為了司法公正，當時的法國反對法官們參與社交活動，因為參與社會活動會使法官陷入人情關系之中。這樣費馬就把業余時間獻給了數學（參見《費馬大定理》，上海譯文出版社，54-60頁）。我注意到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法官與社會都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正是這種距離才使法官能夠立于中立之地。所謂“距離美”大概也屬同理。如何使法官和法院與社會（實際上是與其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位移”過程。“隔離”措施包括法院的非行政化、非地方化、非政治化、非工具化、財政獨立化、法官待遇優越化等等。這無疑是一個關系體制、意識等多項調整的系統作業。首先法院、法官以及社會各方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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