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人何以方能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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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深圳11月14日電（記者徐選禮）　近日，根據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剛剛出臺的全國首個《自偵案件證人保護工作規定》，該院反貪局與一位核心證人簽訂了“保護責任計劃書”，該證人當即出示了四份關鍵證據，使一個山重水復的大要案勢如破竹，僅3天，一名腐敗分子就被送進了看守所。偵破案件需要人證和物證，而證人需要保護。據了解，我國現行法律對證人的保護，主要體現為對證人合法權益受侵害以后的刑法保護，但是，對如何保護證人，由誰來保護證人，保護的期限、保護的程度如何，立法和司法部門都沒有提出可以具體操作的方式和手段。為解決證人保護工作滯后、缺乏可操作性的司法難題，今年初，寶安區檢察院成立了專門的證人保護專題研究小組，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在借鑒國外保護證人工作的經驗基礎上，將證人保護程序的啟動和終止、保護責任、保護內容、范圍和措施逐一明晰和強化。寶安區檢察院出臺的《證人保護工作規定》，將保護分為三個階段，即庭前保護、庭審中保護和庭審后保護。對于因作證而將受到或已經受到嚴重暴力威脅傷害的證人，檢察機關可以實行24小時貼身保護。除了保護證人的生命安全以外，將其財產和名譽及其近親屬，一并列入保護范圍。對出庭作證的證人，實行專門經濟補償制度。據業內人士評價，該規定具有多項突破。如證人保護程序的啟動和終止，此前在國內一直是個空白，該規定對保護程序的啟動明確了兩種方式，即依辦案檢察官的職權啟動和根據當事人的申請而啟動。當證人作證，已經或可能導致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案件承辦人可依職權啟動保護程序。證人自己也可以向檢察機關申請啟動保護程序。對保護程序的終止，規定列舉了5種情形。即：自偵案件訴訟程序終結的；證人主動提出終止保護工作的；完成《證人保護計劃書》所列內容的；對證人合法權益侵害的危險性確已排除的；證人未能履行作證義務的。

　　為此，《檢察日報》于2004年12月7日，在第一版發表特約評論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冀祥德副研究員之文章，對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出臺的全國首個《自偵案件證人保護工作規定》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法律解讀。

　　證人不出庭是我國刑事訴訟存久至今的一個巨頑。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三大訴訟中，證人不出庭率高達90％以上。刑事案件中證人的出庭率更低：廣西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南寧市兩級法院調查情況表明，2000年、2001年和2002年該市刑事案件證人出庭作證的比例分別為0.33％、0.7％和1.27％。即使在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證人出庭率也僅在5％左右。證人為什么不出庭，究其原因很多，如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法律規范不明確、社會熟人化現象及傳統的訴訟文化特征影響等，但是，筆者認為，保護制度的根本性欠缺則是影響證人出庭的關鍵因素。

　　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在這種情勢之下，大膽出臺了全國首個《自偵案件證人保護工作規定》，明確規定了保護的范圍、保護的機構和啟動的程序，規定證人保護的內容不僅及于人身安全，而且及于財產安全和隱私安全，同時規定了證人有獲得經濟補償的權利等實體性權利保障，對于因作證而將受到或已經受到嚴重暴力威脅傷害的證人，檢察機關可以實行24小時貼身保護等。這在筆者看來，無疑是在對證人制度的改革中，邁出了勇敢而又堅實的一步。

　　其實，關于證人保護的立法，在國外并不鮮見。英國早在1892年就制定了《證人保護法》，美國在1971年和1984年專門制定了《證人安全方案》和《證人安全改革法案》，澳大利亞在1993年頒布的《證人保護法》，加拿大在1996年通過了《證人保護項目法》，南非也于1998年公布了《證人保護法》。除此之外，證人保護的重要性也逐漸在國際社會達成共識，例如聯合國《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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