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研究應倡導“盲人摸象”

“盲人摸象”是一則老掉牙的佛經寓言，《漢語成語詞典》解釋道：幾個盲人摸大象，摸著腿的說大象像根柱子；摸著身軀的說大象像堵墻；摸著尾巴的則說大象像條蛇，相互爭論不休。宋代道原《景德傳燈錄》據此有云：“眾盲摸象，各說異端”。后人用來比喻僅憑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經驗，就以偏代全，妄加揣測。

千百年來，國人對“盲人摸象”定義“以偏代全、妄加揣測”似乎從來以為天經地義的，竟無人對此“各說異端”，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以筆者愚見，“盲人摸象”正是人們以自己的體驗、從自己的視角，對事物作出一種自己分析判斷的方法，這種分析雖不失片面，但絕對是一個人真實的看法和觀點。須知，沒有片面，就不會有全面，盲人把象的一部分當成象的整體誠然是片面的，但由于每一次片面都發現了象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又是以前所沒有接觸到所發現的，這就是對事物新的認識、新的觀點，當所有的盲人把象的每一部分組合起來，就發現了一只大象的整體，亦即全面的東西。

片面的東西往往是深刻的，因為這種片面只及一點不及其余，而這一點恰恰是以往所謂全面的東西中所未容納的，譬如說，孟德斯鳩之“摸”尋法意，是片面的，但絕對是深刻的；貝卡里亞之“摸”建公理，是片面的，但絕對是深刻的；黑格爾之“摸”求理性，是片面的，但絕對是深刻的等等，在人類思想史上，正是這一點點片面才構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的片面其實總是要突破平庸的全面的，在舊的全面面前，它是顯得多么的叛逆又是多么的難能可貴，當片面與我們無緣之時，深刻也就離我們遠去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說過：“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對于“摸象”的“盲人”來說，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以我們現代刑法理論研究為例，似乎正在以一種全面折衷與調和的形式出現：汲取古典學派和實證派之所長，形成所謂的綜合理論，如所謂二元論的理論：犯罪本質二元論、刑罰目的二元論、罪刑關系二元論等等。誠然，在我們身邊，亦不乏甘于“盲人摸象”的，著名的法學博導何家弘，就長年累月堅持“摸象”不止，只及一點不及其余，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集律、法、文之大成。但縱觀今日中國整個法學研究領域，不難發現，仍有太多的地方只是限于對貌似公允、全面的東西敞開門戶，而對一個個看似淺陋、片面的“摸象”之“各說異端”拒之千里。

法學研究既需要理論家，也需要實踐者，做一個實實在在的法學“盲人摸象”者，是必要的、亦是有所作為的。因為惟有成千上萬個“盲人摸象”，才能構建起整個中國法律“大象”的豐碑。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們的人長期以來要嘲諷片面而熱衷于全面呢？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們的法學“盲人”們無“摸象”之緣、無“各說異端”呢？粗究起來，筆者以為：

一、中國法律傳統權利精神的貧瘠，使得法學研究者天生的神經衰弱，“摸象”不足，“懼象”有余。

中國的傳統法律是離不開統治者、離不開國家、離不開用刑法手段處理民事關系的。在古代文獻中，只有刑、法、律互訓，如《爾雅·釋詁》云：“刑，法也”，“律，法也”；《說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議·句例》則說：“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無權利、正義于其中。古代的這種法，源于君主的意志，從屬于專橫的權力，以刑為標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國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從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國古代的法學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現往往不是法律常識和條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學攻心術”、“德治”、“仁學”的“無法之法，乃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膽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統制臣民，則是萬萬不可的。因為在統治者眼里，正是這種防范、鎮壓臣民“犯上作亂”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統統不過是“各說異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則，是誰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測”的。

二、中國法律傳統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學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毀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國傳統法律以人治和專制為核心且代代相傳之時，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當地就有了其內容涉及各城邦各個時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條約、契約、法院判決等建立在權利本位基礎上的先進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來看，其仍不失為民主國家的法律觀，是與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國家相繼步入“啟蒙時代”，展開了民主與貴族特權的較量、公正與暴政的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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