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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有序：法律調整的正當目的
人類為何要借助法律調整社會關系？這便涉及法律調整的價值問題。誠然，法律所調整的價值是多樣的，但社會的合理秩序，即社會有序是其最基本的目的。下面筆者將展開對這一結論的探討。
一、法律秩序是法律調整的目的
法律秩序是法律調整下的人類社會的條理化狀態，也是法律規范下的主體生活模式，它是任何人類社會法律所共同追求的目的。何以有這一結論？
（一）法律及其調整起因于人類秩序的失調
由于時間的流逝，歲月的悠遠，法律的起源乃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尚很難得出統一結論的問題。雖然學者們在此方面殫精竭慮，但因為對法律本身所采的立場完全不同，因此，結論亦截然相異。1如站在社會法學的立場，可得出法律與人類社會共生的結論；在自然法學的立場，則會得出法律源自與人相關的自然精神的結論；而站在規范法學的立場，法律則又順理成章地起因于在社會矛盾斗爭中形成的強者的要求。不論人們如何理解，實在法（不論社會法學意義上的，還是規范法學意義上的）起因于人類社會關系的沖突則是毫無異義的。倘若人類社會關系在無法律規范的情形下，因人們的行為而自然形成井然的秩序，那么，設定法律則無必要，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與此同時，人類的歷史事實也表明了這一結論，中國古籍認為：“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2這是說法律（刑法）的產生是與社會關系的深刻沖突緊密相關的。即使“周公制禮”，從根本上講，也是針對商末以來社會關系的失序狀態而使社會有序化的舉動。后世歷朝歷代的制刑作禮行為，莫不針對秩序的紊亂、世道的濁渾。不僅中國如此，西方法律的發達亦可給我們以啟示：在西方國家，法律最發達者不是那些實行土地國有或采邑制的地方和時代，而是那些通行商品化的地方和時代。雅典城邦高度發達的商業及其相關的法律，古羅馬盛極一時的商品經濟與同樣發達的法律，中世紀沿海城市欣欣向榮的工商業及與此相適應的商法、海商法的發展等等，都表明了秩序狀態與法律設立的必然關聯。由于凡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時代和地方，必然同時也是容易導致失序的時代和地方，正是在此一視角，我們可深刻觀察到秩序紊亂與法律產生間的內在關聯性。
然而，秩序紊亂作為法律產生的原因仍不能說明何以法律調整以法律秩序為目的的問題。于是我們還需論證人類在秩序紊亂狀態下，在社會沖突條件下所創生的法律，其目的不是使秩序紊亂的狀態加劇，不是使社會沖突的情形更烈，而是恰恰相反：使秩序紊亂狀態停歇，使社會沖突情形減弱；與此同時，一旦出現新的秩序紊亂和社會沖突，法律或者予以矯正，或者予以協調，從而恢復秩序的法定狀態，使人類在有序的社會氛圍中生存和發展。這正是法律產生的目的所在。不論人類歷史上的具體法律其本質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立法對秩序的這一宗旨要求卻是同一的。問題的關鍵在于，立法所追求的是何種秩序。對此，我將在另文中論述。
總之，在法律起因于人類秩序的失調并意圖調整這種失調從而達致秩序和諧這一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律秩序對法律調整的目的性。法律調整的結果倘沒有形成法律秩序，那么，秩序失調照舊，社會沖突依然。那樣，有法律還不如無法律，因為此時人們對法律的熱切期盼被冷卻，甚至熄滅了！
（二）法律及其調整作用于人類社群生活的安排
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其是以有意識的社群方式存在的動物。這表明：一方面，人類是有意識的動物，這業已是現代生物學、人類學和哲學的常識；另一方面，人類是以社群方式生存的動物，這一特點，雖在許多動物界都有，但人類的生存方式，不是簡單的群居，而是組合為獨特的社群結構的生存。由于有人類意識作用于其中，所以，人類的社群生活方式是所有動物界最高級的社群生活方式。這其中包括人類有意識地使社群生活方式貫穿著一系列規則（其中最主要者為法律規則），自覺地或強制地使社群生活接受法律的調節。毫無疑問，法律是人類社群生活的一種最重要的秩序安排方式。
人類的社群生活，并不總是和諧地進行的。就事實而言，要維護一種和諧的社群生活，其成本之高要遠甚于破壞一種社群生活。可以形象地說，對社群生活和諧的維護往往要難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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