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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不確定一個法律社會學的解釋框架
我們發現在中國，不是通過一個界定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標準。什么界定呢？說明哪種利益是正當的，是受法律保護的，哪種利益是不正當的，不應該被法律保護的。有了這些說明-這些說明就是各種各樣的法律文件，當一個糾紛發生的時候，大家馬上就去找那些標準，根據那些標準去判斷誰的利益是正當的。這些標準、這些利益，都在一個統一性的法律條文里。這就是法制社會，就是說這任何一種行為都有標準，這些標準都有明確的規定。當發生糾紛的時候，我們不過是看這些標準和行為之間的差別，然后根據標準去判斷你的行為是不是符合規定，究竟是應不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而當有若干個不同的標準和規則在這個社會上存在，具體到哪一件事情上使用哪一種呢？必須根據權力，傳統，和集體行動的規則來確定。在一個法律衡量的模式里面，法律成為衡量的標準，但是在一個政治競爭的模式里面，就不一樣了。前者偏重法律的一致性規則，后者判斷的標準是看人多、人少，人數多的那方的利益和價值，它不是用一個中立的標準去衡量糾紛，而法律模式對所有不同利益、不同觀點有一個衡量標準。在政治競爭中，人與人之間關系是政治的，而在法律模式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衡量是法律的。
在政治競爭的模式里面規則是有選擇的，他不斷地經過同意或默許或者是展示力量來選擇。所有這些規則都要根據人的利益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在法制社會，在政治的過程中已經被確立，合法化，不容改變，不會受到利益變更的影響。法律是超越于高于個人的，是用統一衡量框架去衡量不同的利益的。我們要認識到這種不同以及利益的分化，然后去利用各種正面的，抑制負面的。怎么利用它的正面的作用呢？比如說政治系統的作用是保持一種合力，某一個原則代表性是不一樣，所以它可以保證代表性和活力，因為時間久了就會僵化。它的正面作用是保持活力和保證代表性，總是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因為更多的人在政治市場中選擇的是公正的，合理的。同時注意它的負面作用，如不能允許利益在立法、執法過程中隨時起作用的話，而是要把政治市場和法律市場分開，就要讓他們去發揚自己的正面作用。
我們經常會發現：當人類不確定的時候，人的期待不確定，人類的行為后果也是不確定的，如果說一切東西都是沒有規則，都是根據新的利益變化而隨時變化的，沒有一個人的期待是穩定的，他不知道該怎么做會有什么樣的后果。這個時候必須要有明確的標準來告訴他，這些標準必須是穩定的，如果是不斷地根據利益變化，競爭不斷充斥在整個過程中的話，沒有一個人知道應該怎么做。人類的行為經常要受到約束，如市場經濟中的合約，都是為了約束行為。但是如果說，我們所處的模式完全是一個政治競爭的模式，它完全服從于政治競爭，它跟隨利益的變化而變化，人類沒有辦法通過文明的創造來控制自己，那么人類沒有辦法有明確的確定性，那么他的活動就會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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