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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下鄉
鄉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們當然記得不少提倡鄉村工作的朋友們,把愚和病貧聯結起來去作為中國鄉村的癥候。關于病和貧我們似乎還有客觀的標準可說,但是說鄉下人“愚”,卻是憑什么呢?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后汽車連續的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機拉住閘車,在玻璃窗里,探出半個頭,向著那土老頭兒,啐了一口:“笨蛋!”-如果這是愚,真冤枉了他們。我曾帶了學生下鄉,田里長著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著內行,說:“今年麥子長得這么高。”旁邊的鄉下朋友,雖則沒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譯作“笨蛋”。鄉下人沒有見過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樣應付汽車,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正等于城里人到了鄉下,連狗都不會趕一般。如果我們不承認郊游的仕女們一聽見狗吠就變色是“白癡”,自然沒有理由說鄉下人不知道“靠左邊走”或“靠右邊走”等時常會因政令而改變的方向是因為他們“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其實鄉村工作的朋友說鄉下人愚那是因為他們不識字,我們稱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連字都不識。這自然是事實。我決不敢反對文字下鄉的運動,可是如果說不識字就是愚,我心里總難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識字不識字并非愚不愚的標準。智力是學習的能力。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不論他有沒有學習的能力還是學不到什么的。我們是不是說鄉下人不但不識字,而且識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說到這里我記起了疏散在鄉下時的事來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進了鄉間的小學,在課程上這些孩子樣樣比鄉下孩子學得快,成績好。教員們見面時總在家長面前夸獎這些孩子們有種、聰明。這等于說教授們的孩子智力高。我對于這些恭維自然是私心竊喜。窮教授別的已經全被剝奪,但是我們還有別種人所望塵莫及的遺傳。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學回來的小學生們捉蚱蜢,那些“聰明”而有種的孩子,撲來撲去,屢撲屢失,而那些鄉下孩子卻反應靈敏,一撲一得。回到家來,剛才一點驕做似乎又沒有了著落。
鄉下孩子在教室里認字認不過教授們的孩子,和教授們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過鄉下孩子,在意義上是相同的。我并不責備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第一是我們無需用蚱蜢來加菜,(云南鄉下蚱蜢是下飯的,味道很近于蘇州的蝦干)第二是我的孩子并沒有機會練習。教授們的孩子穿了鞋襪,為了體面,不能不擇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來會挨罵,于是在他們捉蚱蜢時不免要有些顧忌,動作不活靈了。這些也許還在其次,他們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慣,要分別草和蟲,須費一番眼力,蚱蜢的保護色因之易于生效。-我為自己孩子所作的辯護是不是同樣也可以用之于鄉下孩子在認字上的“愚”么?我想是很適當的。鄉下孩子不象教授們的孩子到處看見書籍,到處接觸著字,這不是他們日常所混熟的環境。教授們的孩子并不見得一定是遺傳上有什么特別善于識字的能力,顯而易見的卻是有著易于識字的環境。這樣說來,鄉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還是個沒有結論的題目。
這樣看來,鄉村工作的朋友們說鄉下人愚,顯然不是指他們智力不及人,而是說他們知識不及人了。這一點,依我們上面所說的,還是不發能自圓其說。至多是說,鄉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識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這是正確的。我們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說鄉下多文盲是因為鄉下本來無需文字眼睛呢?說到這里,我們應當討論一下文字的用處了。
我在上一篇里說明了鄉土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社會的人是在熟人里長大的。用另一句話來說,他們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見面的。在社會學里我們稱之作Face toface group,直譯起來是面對面的社群。歸有光的項脊軒記里說,他日常接觸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腳聲來辨別來者是誰(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在“面對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見面而知道對方是誰。我們自己雖說是已經多少在現代都市里住過一時了,但是一不留心,鄉土社會里所養成的習慣還是支配著我們。你不妨試一試,如果有人在你門上敲著要進來,你問:“誰呀!”門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個大聲的“我”。這是說,你得用聲氣群人。在面對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報姓的。很少太太會在門外用姓名來回答丈夫的發問。但是我們因為久習于這種“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時候用到了門內人無法辨別你聲音的場合。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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