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增長與世界通貨緊縮論文
內容提要 2002年底，中國國際儲備已達到284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少經濟學家提出種種異議。如斯蒂格利茨就提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加劇了世界通貨緊縮的觀點。本文認為，當前世界通貨緊縮的根源不是發展中國家迅速增長的國際儲備。相反，在現有國際金融體系下，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加國際儲備，是應對世界經濟動蕩的無奈之舉。
關鍵詞 國際儲備 國際貨幣體系通貨緊縮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儲備迅速增加以及通貨緊縮的趨勢成為世界經濟領域的兩個重要問題。最近，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現狀與展望》一文中認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的迅速增長加劇了世界通貨緊縮。發展中國家迅速增長的國際儲備與世界通貨緊縮的是否存在相關性?本文對此進行了初步的研究。
一、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的迅速增長備受非議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浮動匯率制取代固定匯率制成為主導匯率制度。由于無需承擔干預外匯市場以維護固定匯率的責任，從理論上講，各國應逐漸減少甚至不需要保留國際儲備。然而，現實是國際儲備不降反升。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世界國際儲備規模增長較快，從1992年的6733億SDR(特別提款權)上升到1999年6月底的11860億SDR，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的迅速增長。該時期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具有三個特點：一是占據世界國際儲備的較大份額，規模已近工業化國家的一倍(見圖一)；二是年增幅大大高于工業化國家(見圖二)；三是地區分布嚴重不平衡，61％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儲備集中在亞洲(見圖三)。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進入全球性的通貨緊縮時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生產過剩的標志之一的產出缺口(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差異)在70年代中僅在一年出現過(1975)，而90年代以來的每一年都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出現導致全球物價指數不斷下降。其中發達國家的物價指數上漲幅度在70年代為8．5％，到了90年代下降到2.9％。目前美國又進一步降為1．2％，德國為0．3％，法國為0．5％，英國為0，8％，日本為-0．7％。
當人們在探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通貨緊縮的根源時，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自然或不自然地聯想到同時期迅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現狀與展望》一文中寫到“全球儲備體系有緊縮性趨勢，并有極強的'不穩定性”，并認為儲備積累抑制消費增長，全球閑置的巨額儲備增強了世界經濟的緊縮傾向。世界經濟緊縮罪在全球儲備閑置，間接地把通貨緊縮歸咎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
二、迅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不是世界通貨緊縮的根源
如果從貨幣角度來討論世界通貨緊縮，主要是考慮國際清償力的供給是否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國際清償力是指一國對外支付的能力(裴平，1998)。在國際清償力不充足的情況下，一國彌補國際收支暫時性逆差只能依靠緊縮國內需求或求助于外匯管制和貨幣貶值，而這些措施的普遍實施將把各國經濟拖入通貨緊縮的困境。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與當時國際清償力供給不足有著密切關系。但是，當前世界經濟通貨緊縮根源并不在于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的迅速增長。
眾所周知，國際清償力的規模和存在形式主要取決于國際貨幣體系。所謂國際貨幣體系是指國際間交易結算時所采用的貨幣制度，即關于國與國之間進行支付的一套規定、做法和制度(陳彪如，1990)。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金本位制，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直接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發行均需間接地以黃金儲備為依據，全球國際儲備主要以黃金形式存在。因而國際清償力完全受到黃金生產量的制約。而當時美國擁有世界官方貨幣黃金的37．8％，國際儲備的相對集中進一步加劇國際清償力短缺。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收支逆差的國家或是通過貨幣緊縮政策和預算盈余來壓縮國內需求；或是設置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限制以及采取貨幣貶值的方法以減少對外需求，這些措施最終導致世界性的通貨緊縮。馬克思曾說“資產階級生產發達的國家如果把準備庫內的貨幣儲藏大大超過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滯了，或者商品形態變化的流動中斷了”。因此，從國際清償力角度講，國際金本位體制下美國的巨額儲備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使人們充分認識到國際金本位制容易形成國際清償力不足的問題，開始削弱黃金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步以美元取代了黃金成為主要國際儲備，牙買加協定的簽定宣布了黃金的“非貨幣化”。目前國際貨幣的發行不再與黃金掛鉤，黃金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已微乎其微，美元、歐元、日元等貨幣成為了國際儲備中的主體。國際貨幣完全擺脫了黃金的束縛，理論上國際清償力完全可以隨著世界經濟增長的需要而源源不斷地供給。由于國際儲備的主要形式是信用貨幣，因而一國國際儲備的增加完全不需要減少其他國家的國際儲備。因此，在多元國際貨幣體系下，少數國家國際儲備的迅速增加不可能導致國際清償力不足的問題，全球儲備體系并不象斯蒂格利茨所說的有通貨緊縮的傾向。
目前國際儲備的主體是美國等發達國家貨幣，尚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為獲取收益，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一部分是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庫券形式存在，這部分儲備貨幣又回流到美國等發達國家。另一部分則投入到國際金融市場，成為國際借貸的資金來源，從而增加國際清償力的供給。例如，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石油輸出國因石油價格上漲積累了巨額國際儲備，與此同時石油輸入國家出現了對外支付困難。石油輸出國將儲備資金投放到國際金融市場，形成所謂的“石油美元”，為國際收支困難的國家提供了信貸資金，解決他們國際清償力不足的問題，避免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出現。可見，作為非儲備貨幣國家，發展中國國家增加國際儲備更不可能造成其他國家出現國際清償力不足的問題。
從國際儲備的來源渠道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的增加并不是依靠經常項目順差，而主要來源于國際資本的流入(詳見下表)。國際資本從收益率較低的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不僅促進發展中國家投資和消費的增長，而且實現了資金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從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儲備并不意味著閑置資金的增加，而是世界經濟增長不斷獲得動力的標志。所以說，批評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抑制了消費的增加和世界經濟的增長是毫無道理的。
三、增加國際儲備：發展中國家無奈的選擇
發展中國家增加國際儲備需要付出不少代價。首先，發達國家的貨幣占據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的主要份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交納了巨額的鑄幣稅。據美聯儲估計，美國每年獲取的鑄幣稅高達15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發展中國家。其次，國際儲備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較大的利差損失。斯蒂格利茨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現狀與展望》中舉例說，發展中國家從美國獲取貸款的利率為18％，而以美國國庫券形式保存的國際儲備的收益僅為1．75％，其中高額利差讓發達國家攫取了。再者，國際儲備存在著機會成本。發展中國家同時存在著資金和外匯兩個缺口，國際儲備的增加必然減少購買技術和設備的支出，這給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既然國際儲備的增加會帶來這么多損失，那么發展中國家為何還要不斷增加國際儲備?其原因是，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沒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足夠的手段，以應對世界經濟的動蕩。發展中國家經常項目長期保持逆差傾向(見下表)，其國際收支平衡主要依賴資本項目的順差。在世界經濟出現動蕩的時候，外國資本就有可能迅速流出，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大量赤字。此時，國際資本市場在發展中國家急需資金的時候無情地關上了大門，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不僅條件苛刻而且行動遲緩，發展中國家只得承受債務危機帶來的惡果。20世紀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以及近期的阿根廷金融危機，讓發展中國家清醒地認識到，與國際儲備不足而形成的經濟危機相比較，增加國際儲備所造成的損失要小的多。
總之，當前世界通貨緊縮的根源不在于發展中國家迅速增長的國際儲備。相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下，發展中國家面對世界經濟動蕩別無選擇，只有不斷增加國際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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