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中排斥形式并不是有效的研究方法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中國文化語言學；申小龍；奈達；形式

　　論文摘要：“全面認同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申小龍在漢語語法研究中特別重視“意合”，也就是特別重視語言中的文化因素，而對百年來的漢語語法研究持否定態度，基本排斥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對現代漢語的形式的分析。但是，由于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是以形式為依據。因此在高一虹的《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與超越·差異與理解》這本書中，中小龍的專著的英文譯本受到了奈達先生的激烈抨擊。雖然我們可以從社會、心理等方面對語言進行研究，但是我們并不能排斥語言的形式在研究語言的個性與共性的時候，我們更是需要結合語言的具體形式。這樣才能夠使我們的研究更深入。

　　近年在國內興起的“中國文化語言學”主要分為三大流派:‘雙向交際文化語言學派”、“社會交際語言學派”、“全面認同文化語言學派”。這三個學派在觀點上有一定的差異，有的甚至是對立的。例如“雙向交際文化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游汝杰認為應該從生物、物理、信息、人文這幾個方面來研究語言的性質。雖然“人文”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得從生物、物理、信息這幾個方面找尋客觀依據。而“全面認同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申小龍的觀點則恰恰相反，他在漢語語法研究中特別重視“意合”，也就是特別重視語言中的文化因素，而對百年來的漢語語法研究持否定態度，基本排斥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對現代漢語的形式的分析。

　　由于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是以形式為依據，因此在高一虹的《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與超越·差異與理解》這本書中，申小龍的專著的英文譯本受到了奈達先生的激烈抨擊。

　　“系統語言學從社會角度研究語言，不重視語言的心理基礎;轉換生成語法從心理學角度研究語言，不過問語言與社會的緊密關系。”盡管如此，兩者都是以對語言的形式進行分析為基礎。而申小龍則更加重視從心理學角度和社會學角度去研究語言，基本拋棄“形式”的研究。因此引起了沖突。

　　例如這段話:

　　“這種以邏輯事理顯示語法結構和脈絡的意合方法和以人的主觀感覺來體驗認同語言組織的“神攝，，方法，都說明漢語語法是一種需要人的主體意識積極參與的語法，而不是像西方形態語言的語法那樣可以對之進行客觀、冷靜的形式標記分析的語法。漢語的這種主體性強、人的因素突出的特點，我們稱之為漢語的人文性。”

　　奈達先生的評價是:

　　“什么是邏輯事理的‘脈絡’?無法讓人理解。”

　　奈達先生無法理解邏輯事理的“脈絡”，這是因為這個“脈絡”并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實體，無法從形式上進行分析，所以讓人感覺無從著手。在西方語言發展史上，馬泰修斯證實并發展了法國古典學者亨利·維爾(henriweil)于1844年完成的《古代語言與現代語言的詞序比較》的啟發，發現了句子中的三種成分:主位、過渡、述位。并且，他認為主位是“話語的出發點”，“是所談論的對象”，“是已知信息，至少是在特定情境中十分明顯的信息。”述位是“話語的核心，是說話人對主位要講的話，或與主位有關的話。"如果說主位、過渡與述位之間的關系就是這個“脈絡”。那么不同的人對這種“脈絡”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韓禮德在分析成人話語中的語篇功能(textualfunction)時，也采用了“主位”和，’述位”這兩組概念。但是認為主位所表述的是已知信息，述位主要表述新信息，有時也可以表述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的組合。

　　例如:"thecatpleasedme","thecat”就是主位，表示已知信息;"pleasedme”就是述位，表示新的信息。又如:"thehousewasbuilt協stevens","thehouse”是主位，表示已知信息;"wasbuilt”是主位，也表示已知信息;"bystevens"是述位，表示新的信息。既然同樣的“脈絡”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是不一樣的，那淵}難給“脈絡”定下定義，從而也難以以“脈絡”為標準對語言進行研究。

　　二、個別與普遍的關系也不能支持排斥研究語盲形式

　　申小龍反對照搬美國結構主義的方式來分析漢語語法，這是因為不同國家的語言都具有各自的特性，最直觀的不同就在發音跟書寫上。但是語言同樣也具有普遍性，例如“愛”這個詞幾乎在所有的語言里都有對應的翻譯。因此，如果僅僅只強調個性，只從語言的特性進行研究，那對語言的分析淵}可能是不全面的。

　　例如這段話:

　　“這樣照搬西方語言學來作漢語的形式分析，其結果就是貌合神離，也就是我們語法學所說的漢語語法之貌(形式)，不合于漢語語法之神(意義)。”

　　奈達先生的評價是:

　　“有必要明確“離于什么”。“不合于漢語語法之神(意義)’，很令人費解，原文無疑也同樣費解。”

　　奈達先生無法理解西方語言學語法分析的方法“不合于漢語語法之神(意義)”，也無法理解“貌合神離”中“離”的是什么。因為他覺得在突出語言個性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語言的共性。作為語言學走上獨立發展的標志，歷史比較語言學系統的原則和方法的形成并不是一墩而就的，而是需要經歷從個別到總體的一個發展過程。雖然歷史語言學的創始人之一，丹麥學者r.k.拉絲克(rasmuskristianrusk,1782-1832)強調過“必須有條理地研究一種語言的總體結構”，但是不同語言之間的親屬關系或者是同一語言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變化規律的發現，卻是從局部的具體的語料開始的。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威廉·瓊斯(williamjones)(1746-1794)就是從具體的例證出發，“一舉確定了梵語與拉丁語、希臘語和日耳曼語的歷史親緣關系”。語言是伴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它的發展也會受到社會發展的極大影響。語言與社會的關系錯綜復雜，因此一下子難以看到語言功能的全部。系統語言學以此為出發點.“更加注重描寫個別語言、個別語言變體、個人語言特點(idiolect)、以及個別語篇的分析等，而且認為這種描寫本身就是目的之一，而不是為了發現語言普遍現象。”相比而言，轉換生成語法則是想找出一種“普遍語法”，“個別語法”只是研究的一種手段。既然普遍性是寓于個性之中的，那么把他們截然分開則是沒有意義的。

　　因此，雖然我們可以從社會、心理等方面對語言進行研究，但是我們并不能排斥研究語言的形式。在研究語言的個性與共性的時候，我們更是需要結合語言的具體形式，這樣才能夠使我們的研究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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