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藍鼎元的倫理思想探微論文

　　[摘要]藍鼎元是清初儒學道南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倫理思想不僅具有鮮明的傳統特征，而且也帶有繼往開來的歷史特點，尤其是其“農商惠吾德”的新倫理思想在中國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關鍵詞]藍鼎元；道南學派；倫理思想；繼往開來

　　藍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別字任庵，號鹿洲，福建漳浦人。拔貢出身。先后出任幕友、知縣與知府。他是清代著名的循吏、“籌臺之宗匠”，清初儒學道南學派的代表人物，當時的“經濟之儒、文章之匠”。盡管學界從教育、哲學、學術、治臺、農業、對外貿易、近代化、史學、吏治等多個方面對藍鼎元的思想進行了探討。然而目前仍缺乏其倫理思想的研究。尤其是他作為道南學派的代表人物，藍鼎元的倫理思想具有一定的時代性與代表性。

　　一、藍鼎元倫理思想的淵源

　　藍鼎元倫理思想的產生既與自身所在道南學派有關，又是其經世思想的應用與延續。

　　(一)道南學派與閩學

　　道南學派與閩學是其倫理思想來源之一。史載：“有宋熙豐以前，閩人未知理學也。自龜山先生載道南來。遠方之士，游其門者日眾，閩學駁駁然盛矣”!乃至“伊洛之學至是大明，如太陽之出，鄒魯而外。推閩儒為獨盛”。藍鼎元指出，“吾鄉前哲，自龜山得伊洛之正傳，歷豫章延平，以及朱子，斯道粲然如日月經天。淵源可得而溯也”。總之，“則彬彬棉陽，依然海濱鄒魯。而程子所謂‘道南’，又于此昌一支派矣”。

　　有學者認為，道南’一語，是程穎對其門人楊時南歸時的臨別贊語。楊時曾于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由福建赴河南穎昌，‘以師禮渴見程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日：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日：吾道南矣!明道死，師事伊川’。可見，楊時本為程門高弟，程穎的得意門人。所謂‘吾道南矣’。意即伊洛之學因楊時返閩而在南方有了傳人。

　　因此，朱衡《道南源委》一書，顧名思義就是專門記述伊洛之學在閩中的傳播以及閩學自宋及明的淵源流變的情況。楊時南歸后，‘杜門沉浸經書，推廣師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自肆’。其學‘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為‘當時賢公卿大夫’所‘尊信’，‘得伊洛之傳，為閩中道學正宗’。白楊時開創道南學派，一傳至羅從彥，二傳至李侗，三傳至朱熹。他們均為道南學派的正傳人物”。另有學者指出，“考察道南學派的原由出處及形成、發展的客觀實際，可以論定道南學派為在閩地傳播洛學直至朱熹閩學建立的一個動態發展的學術派別，包括楊時、游酢及其后學羅從彥、李侗”。

　　由此看來。最初的道南學派為南傳的洛學。亦即程氏理學，至朱熹時形成閩學，亦即朱子學，朱子學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的`主流文化；然就地域而言，道南學派主要是指閩中地區(包括棉陽即潮州府潮陽縣)的道學，亦稱之為閩學，是理學在南方的一個分支，為地方化的儒學形態。

　　(二)藍鼎元與清初道南學派

　　由道南學派發端。朱熹閩學后來發展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的主流文化。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地域”意義的“道南學派”的消失。換言之，清初藍鼎’元所屬的道南學派與當時占據主流的程朱理學在學術旨趣上大相徑庭，顯然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方性學術流派。

　　清朝初年。以謝古梅、藍鼎元為核心形成了新時期的道南學派。有關謝古梅，史載：“太史為閩之人，學閩之學，非過求于太史也”，“太史謝古梅謁告，將南歸，同學榮其行也，為詩若文以送。鼎元日：‘太史于詩為伯，于文為匠，于字兼晉、唐、宋、元諸家之長，志高而行篤。學博而才宏，今之三代士也’。余惡乎青諸，雖然太史好學者也，行矣!為鄉先生請與言吾鄉之學”，藍鼎元進一步指出，“太史專一心志于圣賢之學，誘迪吾鄉英偉之士，使皆篤學力行，人人有不自暴棄之思。又相與講求經世理物，兵農禮樂之經濟，使皆有體無用達，可為國家之名臣，窮勿墮閩學之宗風，則太史之功大矣”由此看來，這位福建籍的當朝太史不僅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道南學派的代表人物，而且其學術趨向完全轉向了新時期的經世之學。而作為清初道南學派的重要人物，“鹿洲(藍鼎元)生長名邦，為道南正脈，讀洙泗之書，究洛閩之奧”，不僅如此，而且“夫子(藍鼎元)生考亭正學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氣，自幼毅然以圣人為必可學，步趨先儒，留心經世，治兵、治民、農田、學校之規劃，山川要害，海疆萬里之經營”。

　　我們一般認為。清朝初年道南學派雖然仍歸屬閩學，但卻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流派，其顯著特點即是主張學術上的經世致用。例如作為清初儒學道南學派的代表性人物，藍鼎元頗為自負地說，“吾所謂學者，取材千古，陶鑄百家，措之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各當，藏之名山，俟百世圣人而不惑，蓋有用之實學也”。如此之下，道南之學與這一歷史時期空談心性而與現實相脫離的程朱理學。ff學術風格上就迥然不同了。

　　二、藍鼎元對傳統倫理思想的繼承

　　從鄉村私塾到全國最高學府。從在書院纂訂先儒諸書到進入內廷校勘儒家經典，藍鼎元從一個學童成長為一位名儒，自然地形成了傳統儒家化的倫理思想。簡言之：

　　其一，忠、孝、禮的倫理思想。作為一位富有代表性的傳統士人。藍鼎元具有一種強烈的忠君思想。這位道南名士認為，“吾有君，必極其忠敬，不論在朝在野，為臣為民。皆有一團忠愛，纏綿于寢食夢寐之間”，因此，“去官是小，欺君事大”。反之，“臣不知愛其君，不殫竭忠誠以親愛于其君，尚得謂有人心哉”。藍鼎元認真地指出，“進不得忠于君，退不能潔其身，此古今之大痛也”。嘲不僅如此，而且藍鼎元十分推崇“孝”，他認為，“孝為百行之原，推其極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因此，“雖以堯舜之道，不過孝悌而已”。忠、孝之外，藍鼎元也十分注重禮。他曾語重心長地說：“講學何以有儀?日：存禮樂之意也。揖讓進退，鼓鐘贈答，所以陶淑性情，為學問身心之助，豈淺鮮哉”!何況“君子以禮儀為恭敬，故不至于諂諛”。

　　其二，民、君、天的倫理思想。作為清初名儒，藍鼎元對民、君、天的關系有很深的理解。藍鼎元認為，“事君如事天。天即理也”，如果“理在我心。不假外求，吾暗室屋漏，事事無愧于心”，則“可以對天”，“可以對天，則可以事君”，他引用孟子的話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藍鼎元進一步指出，“臨民者當以敬為主。對庶民如對吾君，不期敬而敬至焉。為吾君撫字斯民，則敬民乃所以敬君，敬君即所以敬天”，即使“內圣外王之學，不外一敬”，“敬也者，傳心之要而出治之本也”，翻他深信，“主敬則天理常在，而人欲不能入。主敬則無欲而靜，可以解萬端之紛紜”。由此看來，藍鼎元不僅將人間社會的“事君”上升為天理的高度，而且突出“敬”，強調敬民、敬君、敬天的高度統一。   其三，“重實心”的公私觀。藍鼎元由于政績顯赫而成為一代循吏，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這位道南名士對群己關系頗有心得。他指出，雖然“以圣人治天下，亦不外教養兩端，是教養者，守令之實政也。誠于教，誠于養者，以實心行實政也”，然而，如果“人不實心皆私欲，問之私則不公，欲則不法，而教養之政為虛文”。乃至“上官掣其肘，僚屬撓其權，胥吏穿其鼻。豪強拊其背”。反之，知縣“若公而無私，沽己而無欲”，則“數者皆無之矣”。由此看來，藍鼎元不僅指出了推行教養之政的關鍵所在。而且也指出了群己關系的處理問題。換言之，這位縣太爺深感社會倫理與知縣施政關系的密切。

　　三、藍鼎元對傳統倫理思想的發展

　　由于長期海疆社會生活的經歷以及歷史時代的外在張力，也由于清初道南學派經世致用思想的內在驅動。藍鼎元逐漸打破傳統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把我國傳統的倫理思想推向發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其一，實學范疇的“道”。作為道南學派的一位代表人物。藍鼎元對“道”作出了新的理解與發揮，使其成為一個屬于實學范疇的核心概念。藍鼎元指出，“道非高遠，即在人倫日用之間”，“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居室、朋儕洽比，一舉一動，皆有當然不易之則”，如此之下，“夫誰能出我道之范圍乎”，“餓而食。渴而飲，人人皆然也”。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即道也朱子之言日：‘道者。日用事務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藍鼎元進一步指出，“道存乎天壤，不用則虛而無繼”，不但“治心修身”，而且“經世理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宜”，乃至“踐而履之為德行，措而施之為事業”，因此，“墨守訓詁，茫然不知所位置，無用之儒也”，而“有體無用，不可以言學”；“有疇不用，不可以言錫”。這位道南名土認為，“圣賢之道，原非高遠，不外綱常倫紀，日用常行之事”，而“不為不肖，則可以為圣賢”。由此看來，藍鼎元所詮釋的“道”完全變成了一種實學最高的哲學范疇。它不僅“即在人倫作用之間”，“踐而履之為德行，措而施之為事業”，而且“不為不肖，則可以為圣賢”；它雖然看似神秘而高遠，卻易為人們所用。我們覺得，清朝初年，經過以藍鼎元為代表的道南學派的重新詮釋與發揮。宋明以來人們尊崇的“圣賢之道”即與社會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且趨于大眾化，這有效地避免了后期理學虛談心性而與時務脫節的嚴重弊端。因此，作為清初儒學在南方的一個分支。藍鼎元所屬的道南學派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發展了后期理學，使自身演化為新時期的經世之學。

　　其二，“齊家當自婦女始”的倫理觀。有悖于傳統的倫理觀念，藍鼎元對“婦女”的教化及其在社會倫理關系中的地位頗有新的看法。藍鼎元認為，“乾坤生人，男女分其半，男治外，女治內。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但教男而不教女，亦未為知類者矣”!針對社會對婦女教化的忽視，藍鼎元嚴肅地指出，“然于閨門之道，庶幾略備。或可以少補風化，是亦世道人心所不可闕者也”。不僅如此，而且藍鼎元堅定地認為，“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由此看來，作為一代經世之才，藍鼎元重視婦女在社會倫理中的地位。重視對婦女施加教化，這成為藍鼎元倫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三，“農商惠吾德”新倫理思想。在臺灣任幕友期間，藍鼎元看到，盡管“臺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然而，“寇亂繼風災，民間便蕭索”，因此“今歲大有秋，倉儲衲云亟。谷貴慮民饑，谷賤農亦側”。為徹底擺脫農業生產的被動局面，發揮臺灣海洋貿易優勢，藍鼎元大聲呼吁，“厲禁久不弛，乃利于奸墨。徒有遏糴名，其實競何益?估客既空歸，裹足此廖寂”，因此，“何如撙箭之，一艘一百名”，“窮年移不盡。農商惠吾德”。由此看來，適應海疆社會的巨大變遷，在宋、明時期“商品性農業”意識的基礎上，就社會倫理道德的角度，藍鼎元提出了“農商惠吾德”的新倫理思想，打破了“發展商品經濟即破環傳統美德”的舊觀念，對人們的思想起到一定的啟蒙作用，這無疑成為藍鼎元倫理思想中最為璀璨的一個亮點。

　　作為清初儒學道南學派經世思想的延續與應用，藍鼎元倫理思想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占據中國文化主流的程朱理學“空談心性”的缺陷開始得到糾正，促使中國人逐漸地面對現實。這種思想上的啟蒙早于學界頗為關注的清代乾嘉時期的經今文學派——常州學派；另一方面，藍鼎元的倫理思想既繼承了傳統義有突破，具有繼往開來的歷史特點。尤其是“農商惠吾德”思想的提出在中國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們一般認為。這一歷史的新變化應該得到思想史學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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