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的評點探微論文
《女仙外史》是清代康熙年間文人呂熊獨創(chuàng)的一部通俗小說,共一百回,寫燕王靖難、建文遜國事。小說牽強附會明初農(nóng)民起義女領(lǐng)袖唐賽兒故事和建文帝故事而成,前二十回略有史可征,后“八十回,全是空中樓閣” ① ,乃作者刻意杜撰以逞胸臆的產(chǎn)物。小說帶有歷史演義的風貌特征,又不乏神魔小說和世情小說中的斗法、情色描寫,更把刑名兵農(nóng)術(shù)數(shù)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內(nèi)容駁雜,情節(jié)荒誕,作為小說的藝術(shù)成就公認不高。然而,這樣一部大雜燴式的小說,卻獲得了清代康熙年間以江西為中心的東南地區(qū)官僚文人和文化名流的極力追捧和賞識,競相為之序跋、評點。《女仙外史》不僅成為清代前中期文人群體進行通俗小說評點的典型,其人數(shù)之眾也成為評點史上無出其右的一道奇觀。這個反常現(xiàn)象,為我們提出了疑問: 何以《女仙外史》能夠得到如此眾多的文人賞識《女仙外史》引起評點者廣泛共鳴的根源何在? 據(jù)筆者考辨,《女仙外史》的評點既是清代康熙年間文人名家交游酬答的真實寫照,也反映了評點者共同的題材敏感和審美旨趣。
一、《女仙外史》的評點與評點群體
《女仙外史》除作者自敘與自跋外,總評文字有《江西南安郡守陳奕禧香泉序言》、《江西廉使劉廷璣在園品題二十則》、《江西學使楊颙念亭評論七則》、《廣州府太守葉敷南田跋語》。文本中的評點以回后評為主,每回回末皆有一至數(shù)則評語,計有劉在園、陳香泉、湯碩人、洪昉思等 67 人的評語 258 條,其中又以陳香泉和劉在園為評點的領(lǐng)軍人物,評語分別達到 35 條和 18 條之多。《女仙外史》不僅評點者人數(shù)眾多,其中還不乏高官顯宦、俊彥名流,粗略勾勒出了康熙后期以江西為中心的東南一帶文化名人( 如漢族官僚、江南遺民和大家子侄) 以書為媒進行交游酬答的一個側(cè)影。
據(jù)序跋可知,《女仙外史》大致成書于康熙四十三年( 1704) ,梓行于康熙五十年( 1711) 。該書的評點則應(yīng)完成于這個時段前后。《女仙外史》的評點者見于總評和回后評的題署,刻本題署多尊以字、號、官銜等,可考見的知名者如劉在園( 廷璣) 、陳香泉( 奕禧) 、洪昉思( 升) 、韓洪崖( 象起) 、葉南田( 敷) 、毛暗齋、陳求夏( 履端) 、喬東湖( 寅) 、楊念亭( 颙) 、王新城( 士禎) 、范大中丞( 范時崇) ; 黃叔威、楊人庵、帥簡齋( 我) 、劉再祈、飯牛山人( 羅牧) 、綿津山人( 宋犖) ; 倪永清( 匡世) 、徐少宰( 徐秉義) 、顧幼鐵( 維禎) 、蔡息關(guān)( 方炳) 、周勿庵、八大山人 ( 朱耷) 、查書云、劉蕺香、楊大瓢( 賓) 等,基本上都于這個時間范圍在世。由于清廷嚴禁,明末以來的分黨結(jié)社之風逐漸消歇,如順治十七年上諭: “士習不端,結(jié)社訂盟,把持衙門,關(guān)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為可惡,著嚴行禁止。”典型的例子有復社在順治年間被取締,遺民組織驚隱詩社于康熙初年解散。但是由于學緣、親緣、地緣關(guān)系,文人之間的交游往來仍然十分廣泛和頻繁。他們書畫切磋,詩歌唱和,文字酬答,相與友善,類似“春江詩社”等地域化和小型化的'文化社團多有存在。因此就《女仙外史》評點者在世時間以及評點者之間的交游情況來看,他們參與評點的可行性極高,即使個別冒名,也有因可尋,而并非如傳統(tǒng)的看法———多屬偽托。以下數(shù)例可略窺評點者之間交游的大端: 《女仙外史》的作者呂熊雖終身謝絕為官,卻擔任了封疆大吏于[文秘站:]成龍等官員的幕僚,與名公顯要、騷人墨客的應(yīng)酬往來不少,《江西學使楊颙念亭評論七則》就提到: “昔少保于公( 于成龍) ,曾刻‘天下士’顏額以貽叟,則洵乎叟為天下士也。”呂熊受陳奕禧邀請到南安“修輯郡乘”,晚年流寓江西,《女仙外史》的創(chuàng)作與梓刻受到了身為江西官吏的劉廷璣、陳奕禧等鼓勵和資助,如《江西廉使劉廷璣在園品題二十則》曾聲稱: “叟書竣日,當為付諸梓。”雖然最終沒有實現(xiàn)。因而《女仙外史》評點的地緣結(jié)構(gòu)也主要以江西為中心。評點者中的江西官吏有擔任過江西巡撫的宋犖、江西南安府知府陳奕禧、江西學使楊颙、江西按察使劉廷璣、江西道員韓象起,江西人氏或居住江西的有八大山人、飯牛山人、倪永清、帥簡齋等。陳奕禧以書法“香泉體”名重當時,其詩、書數(shù)為著名詩人王士禎稱許。劉廷璣是呂熊的至交之一,他在《在園雜志》中說: “吳人呂文兆熊,三十年舊交也。” ② 劉廷璣出身優(yōu)裕,游宦多方,有機會結(jié)交聞達顯要,其詩集《葛莊分類詩鈔》即由王士禎作序; 筆記《在園雜志》則由著名劇作家孔尚任作序,陳維崧的侄子陳履端作跋。因此,王士禎、陳履端等人為《女仙外史》作評不足為怪。評點者中多有以詩、文、書、畫而聞名江西、揚州等地的名家,他們因技藝切磋、書畫賞鑒而相交相知。其中,江西畫派代表羅牧乃朱耷好友,朱耷存詩顯示與倪永清常相往來,而劉在園的筆記《在園雜志》有專條記錄倪永清,自言“與予交有年矣” ③ ; 宋犖與王士禎交誼深厚,因喜愛書畫與朱耷有人際牽涉,更與洪升交情匪淺,任江蘇巡撫時曾安排演出洪升的名劇《長生殿》; 宋犖、喬寅、倪永清、周忽庵等均與著名畫家查士標有來往,查士標的侄子查書云參與評點《女仙外史》自然在情理之中。不需再贅言其他人更深層更隱微的交游,即這些已不難勾畫出知名評點者錯綜往還的關(guān)系圖了。為《女仙外史》作評,難免有請托酬答之嫌: 不僅劉廷璣的《在園品題》對該書稱奇道巧,極稱其“皆巧之至,奇之極者”; 其他人的回后評也頗多不切實際的溢美之辭,如“作者真眼大如海”、“才人狡獪可殺”、“不意文章家,具僧繇之追魂手”、“真乃大家手筆,不落小家蹊徑”、“結(jié)撰至精至奧之文,是煉石補天手段,不可以管窺者”、 “外史之才在《水滸》之上”、“信為第一枝史筆”等。雖大言過當,然而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之中,也凸顯出特定文人群體共有的文化背景、思想基調(diào)和審美傾向。
二、評點群體隱晦難言的思想情結(jié)
清初的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批評中普遍存在著遺民情結(jié)。文人往往借通俗小說來影射現(xiàn)實,表達感傷,所謂“雖在稗官,有當世之憂焉” ④ 。借題發(fā)揮故宮黍離之悲者比比皆是,如遁世老人漫題的《后七國樂田演義序》云: “江山社稷岌岌乎不保矣,雖有忠藎之臣,亦不過抱黍離之悲,灑新亭之淚已耳,誰能設(shè)一謀獻城下哉?”《快心編》二集第六回回后評: “刀兵一起,百姓流離,殺戮之慘,實可痛傷。幾遇節(jié)義之人,吾輩有勢位者,及操觚家,必宜據(jù)實紀錄,以待采風問俗之舉。使彼流芳后世,亦是為善享名之報,更足激勵風俗,是第一件要務(wù)。”所以“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于世,亦惟有綴拾遺言,網(wǎng)羅舊典,發(fā)抒志意,昭示來茲” ⑤ 。雖然《女仙外史》的成書、評點、刊刻已是康熙朝后期,鼎革陣痛漸寧,人心思歸新朝。康熙十七、八年的特召博學鴻儒,籠絡(luò)士子人心,極大地消解了對立情緒。遺民身份與出仕為官不再尖銳對立,然而夷夏之變終究是漢族知識分子難以釋懷的隱痛,當“一隊夷齊下首陽”已成既定現(xiàn)實,以傷感和宿命的眼光來重審歷史興亡,借游戲之筆褒忠殛叛,何嘗不是精神上的一種寄托和滿足? 同時也因康熙朝比之于雍正、乾隆朝的文禁稍弛,通俗小說的刊刻、留存相對較多,《女仙外史》雖觸時忌,卻因文字上絲毫未涉清初史事而最終使得作者遠禍全身。
建文遜國事件是明初帝位爭奪的一大疑案。明清易代使這個話題有了些許弦外之音,最明顯的表現(xiàn)是東南士人懷念建文帝和清初遺民追念明室的情感合流。錢謙益曾在《有學集·建文年譜序》中說: “獨于遜國時事,傷心捫淚,紬 書染翰,促數(shù)閣筆”、“本天咫,述民彝,備國故,搜遺忠。當滄海貿(mào)易,禾黍顧瞻之后,欲以殘編故紙,慗遺三百年未死之人心。” ⑥ 就是借歷史發(fā)揮其故國之思的典型例證。學者趙園認為: 在明清之際士人的議論中,“靖難”是作為明亡的前因來推究的。學術(shù)文化氣運與國運、世道升降為盛衰,士的命運即在其中———在國初史中,在如建文事件這樣的大轉(zhuǎn)折中。對于士人,此即“前定”,是其無可奈何的“命”、“數(shù)”。而士人經(jīng)由考辨國初史追究“命運”( 國運、世運、士的命運) ,尋求對此后事態(tài)的解釋,與此一時期言論界所熱衷的追原“禍始”、尋繹因果在同一語境 ⑦ 。這種思想情感上的糾結(jié)在《女仙外史》的創(chuàng)作中也有所展露,即以失敗的建文帝為正方,以成功的明成祖為謀逆,并主觀地改換歷史結(jié)局,應(yīng)看作是清初建文遜國話題和語境的延續(xù)和余聲。《女仙外史》作者自敘說: “熊生于數(shù)百年之后,讀其書,考其事,不禁心酸發(fā)指,故為之作外史。”
劉廷璣在《在園品題》中引作者語說: “嘗讀《明史》,至遜國靖難之際,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義士與孝子烈媛,湮沒無聞?wù)?思所以表彰之; 其奸邪叛道者,思所以黜罰之,以自釋其胸懷之哽噎。”這種感情,是有著明顯的現(xiàn)實寄托的。評點者對《女仙外史》的賞鑒,也建立在這一共同的思想意識背景上,如第一回湯碩人曰: “逸田先生作外史,原為建文帝遜國,表明君臣大義,與殉難諸臣之大節(jié)……忠臣義士,望行闕而趨歸恐后,故謂之曰有功于萬世之綱常,信然。”第十三回韓子衡曰: “是彼其才,誠可以復建文之位,而泄忠臣義士之憤者。”第九十三回香泉曰:“此回王者之師,正名伐燕,是申大義于千秋,表藎忠于百世。”第一百回香泉曰: “遜國之忠臣義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為世所共仰,山河在地,為人所共由,此固扶植綱常,維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雖然,亦外史之罪歟?”既稱有功,何至于又言有罪? 其中玄機不言自明。知悉了建文遜國作為一個突出的前事件與明清易代之間微妙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精神默契,就不難理解何以在正史和明代小說中被丑詆為妖婦和淫賊的唐賽兒,因造反于成祖之時,反而變成了清代文人筆下倍受同情和褒揚的嫦娥化身唐月君,在看似荒誕的構(gòu)思中生發(fā)出一個文人集體的是非忠奸之辨,正邪存亡之想。《古稀逸田叟呂熊文兆自敘》言: “正氣溢乎玄竅,丹心貫于白日,扶植千古之綱常而弗墜者,諸大忠臣殺身以之。”《江西廉使劉廷璣在園品題二十則》說: “迨建行闕、取中原、訪故主、迎復辟、舊臣遺老先后來歸,八十回全是空中樓閣,然書中大旨,卻在于此。”就是借此形彼,意有所指。總而言之,《女仙外史》是以看似虛妄的隱喻形式,為清初的遺民情結(jié)和長期抗爭做了一個落幕式的總結(jié)。
三、評點群體傳統(tǒng)保守的審美旨趣
《女仙外史》臆造史實的成立,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創(chuàng)作和閱讀目的被復雜化了的產(chǎn)物,也即劉廷璣所歸納的“言誕而理真,書奇而旨正”。評點者們看重的并不是作者天馬行空的想象能力,而是用“理真”和“旨正”作為對文本的內(nèi)在要求,在強調(diào)天道綱常,尋繹微言大義中展示他們的傳統(tǒng)思路。透過《女仙外史》的評點文字可以看出,評點者視通俗小說為文學余事、筆墨游戲,態(tài)度仍然是鄙夷不屑的。只不過它表現(xiàn)了扶植綱常、褒忠殛叛的內(nèi)容,他們才樂于讀之和評之。《江西學使楊颙念亭評論七則》說: “余素不喜小說,如世所稱才子奇書,曰《水滸》、《金瓶梅》,可以悅?cè)硕?亦可以壞人心術(shù),《水滸》倡亂,《金瓶》誨淫也。今《外史》亦多奇詭,與小說無異,然立言之旨,在于扶植綱常,顯揚忠烈,余故樂為論之如右。”《江西廉使劉廷璣在園品題二十則》說: “叟之書,自貶為小說,意在賢愚共賞乎?”第八十九回洪崖曰: “仍有合于至理,斷不可以作小說觀也。”第一百回香泉曰: “故作外史者,自貶其才以為小說,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隱寓其大旨焉。”清代通俗小說評點重視倫理說教,以道德學問入稗官,與晚明名為寓勸懲,備倫常,實為小說張目的情況有所不同。《女仙外史》第二回高素臣曰: “賽兒為扶植綱常之主,所以推本其始祖以至其父,歷數(shù)十世不事二主,是以忠節(jié)傳家者,尊之也。”第十四回王新城曰: “神鬼精靈,出沒筆端,妙在亦寓勸懲之旨。足以正人心而維世道,不可當作仙真游戲,草草看過。”等,便是明證。
清代文人有借小說創(chuàng)作來炫才顯學的特點。中國傳統(tǒng)文人看重文章體現(xiàn)出來的知識性和學理性,不太看重故事本身的通俗和生動,《女仙外史》的創(chuàng)作也不例外。陳奕禧在《序言》中夸贊作者“文章經(jīng)濟,精奧卓拔”; 劉廷璣的《在園雜志》也介紹他說: “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托于此。” ⑧ 而融貫其中的“屯卦經(jīng)綸”也是吸引文人參與評點的原因之一,反映了眾多評點者的小說主張并沒有突破子書搜奇記異,博雜見才的才學觀,如《在園品題》即指小說為儒佛道“三教兼?zhèn)洹?“談天說地,莫可端倪,而皆有準則; 講古論今,格物窮理,而皆有殊解”,更稱“小說言兵法者……此書則權(quán)輿于《陰符》、《素書》之中,脫化于六韜三略之外”,“此書具有經(jīng)濟,如設(shè)官取士,刑書賦役禮儀,皆雜霸之言”,“書內(nèi)頗多詩篇,諸體畢備,皆可步武三唐,頡頏兩宋”,呶呶不絕,代表了評點者們的普遍觀念。而具體表現(xiàn)在回評中,則有第八回連雙河曰: “茲閱其七卷,所述言言有本,字字有源。余雖制科中人,略讀道書,故能測其涯涘。”第十九回楊人庵曰: “余素好兵法,見此卷內(nèi)講解,既越乎韜略之外,而仍貫乎韜略之中,與余意若合符節(jié),作者殆善用兵者乎。”第三十七回再祈曰: “此回書,人所不欲觀也。其有觀者,胸中素蘊夫經(jīng)濟乎。然與八十二回六科列榜之篇,合而觀之,方得其取士之全法。”第九十七回鈍鐵曰: “外史全部,闡發(fā)三教。儒以孟氏為宗,學者所共知也,其以程朱為得圣之體,留侯、武侯為具圣之用,自是創(chuàng)見; 禪以濟宗為主,而提講因字,雖為下乘說法,實出如來之正因; 獨于玄門,既直指本原,復提其綱領(lǐng),析其條理,最為明切。固知作者深于玄。”由上可知,正統(tǒng)文人圈閱讀欣賞通俗小說的審美趣味,囿于傳統(tǒng)的才學意識,畢竟是與市井讀者有著相當距離的。這或許就是《女仙外史》的評點雖名家薈萃,對通俗小說特點的認識卻多有局限,反而沒有民間書坊主以及中下層文人的創(chuàng)作、評點更能準確把握通俗小說本質(zhì)特征的重要原因,而這需要用歷史的、辯證的,同時也是寬容的眼光去看待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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