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與當代教育的論文

　　《師道》是一本我出來工作后喜愛閱讀的雜志，因為與自己的工作息息相關，先行者在教育實踐中遇到的困惑和處理問題的方法都使我獲益良多，對自己的專業成長有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然而，我在2008年第7、8期合刊上讀到曹中原先生的《教育雜感兩則》中“關于‘教育本質’的狂思亂想”一文，有一些想法和曹先生頗有出入。想法一旦產生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我想就自己的想法向曹先生請教。

　　創世伊始，人問上帝：“人跑不過馬、兔子，力氣不如大象、牛，上樹摘果不如猴子，捕食不如老虎、獅子，我該如何辦？”上帝回答：“人有大腦，可以思考，可以彌補不足。”曹中原從這個寓言故事中得出“人的特長是智慧，而人的智慧要通過教育得來，易言之，教育的本質是啟迪人的智慧，增長人的智慧”的結論，我是同意的。

　　正如魯迅所言：“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要反抗他，撲滅他。”生存、溫飽、發展的技能不會生而有之，都必須依靠教育，所以教育必須承擔起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從中國兩千年的教育史是“倫理道德”教育史、“詩詞歌賦”教育史，而西方從16、17世紀起就抓住了科學和技術，特別是抓住了“實用科學”和“實用技術”的對比中，看到西方人暢游在“聲、光、電、色”中時，中國仍然抱住四書五經、詩詞歌賦不放，這才導致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直落后和挨打的屈辱史。有鑒于此，作者開出了藥方：要使教育真正成為“個人生存和發展的第一憑據”，最根本的途徑是把最新的“實用科學”和“實用技術”作為我們教育的內容。這是增長人的智慧的一條有效途徑。

　　其實，曹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在上個世紀的初期中國的有識之士就已經意識到，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才不遺余力地猛烈抨擊封建傳統文化，要求打到“孔家店”，甚至提出少讀或者不讀中國書。他們一面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對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無情揭露，一面向西方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希望由此開啟民智，使中國走上繁榮富強之路。胡適闡揚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與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陳獨秀推崇的歐洲19世紀的實證主義及功利主義都反映了這種傾向。

　　我們稍加注意，便發現五四一代人開出的藥方不單是科學還有民主。曹先生僅僅把實用科學和實用技術作為有效的根本途徑不免有失偏頗了。可能曹先生有鑒于我們的學生應試能力和動手能力的巨大落差，也有感于我國大學生畢業等于失業的就業困難情況，但這樣未免矯枉過正。我們知道，教育有幫助個體謀生和促進個體發展的雙重功能。教育的個體謀生功能著眼于社會生產和生活對人的知識技能的要求，是成“才”的教育；教育的個體發展功能著眼于主體人自身發展的需要，促進人身心和諧完善的發展，是成“人”的教育。成“才”是成“人”的必要環節，同時，成“人”必須通過成“才”表現出來，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成“人”，使受教育主體成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完善的人格魅力的大寫的“人”，不是我們之前的草民、順民、流民、市民，而是民主和法制社會里的公民。

　　因此，教育應有適應和超越兩個層次之分。適應，即指教育對現實社會當前需要的符合性，是教育基于對現實社會當前的肯定關系，也可以理解為教育對現實社會的當前需要的支持和需要；但是，教育必須超越現階段的現實需要，即超越。超越是基于現實社會當前的發展趨勢或可能，在體現現實社會未來發展要求，滿足現實社會未來需要方面所具有的努力狀態。如果象曹先生一樣一味推崇實用科學和實用技術，要求計算機技術的學習，忽視德育、美育等方面的教育，那么教育就只有適應沒有超越，容易導致教育的短視，降低對未來發展的適應能力和應對能力。必然缺乏對未來發展挑戰的充分準備，也難以賦予現實向未來發展的有力導向和巨大的內在發展潛能。

　　縱觀中國當代的教育，在高呼素質教育的口號下大行應試教育之實，學校的教學也是跟著高考的指揮棒亂轉。但是這也是學校的無奈之舉，在升學率的壓力之下大勢所趨，開展課外活動有時反而引來家長的怨言。所以學生單純從課本習得的顯性知識和應試能力與外國學生相比優勢明顯，一旦涉及到創新、獨立思考和判斷、溝通合作、自控能力等隱性知識時卻有天淵之別。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下，這是很難改變的事實。可是我們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卻可以戴著腳鐐跳舞，著手培養學生的隱性方面的知識，新課程的推行目的也是在此，雖然我們的新課程的實行也還是不能令人滿意，但至少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了。

　　那么，具體來說我們應該如何做呢？一方面，我們要重視謀生技能的培養，使學生能滿足社會物質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我們在重視功利性教育的同時不能斷裂人文精神的教育，不能忽視和冷落人文精神，而要引導人們在追求功利的同時，賦予功利追求以重要的人文價值導向，提升人和社會的精神境界。

　　當然，我們不能把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望文生義地同今天提倡的“人文精神”混淆。當代的人文精神不是倫理道德詩詞歌賦，而是人類對自己生存意義和價值的關心，包括對人的價值的至高信仰，對人類處境的無限關切，對開放、民主、自由等準則的不懈追求，并凝結為人的價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否則，就會象同期刊登的肖川的“對教師的期待”一文里引用的校長的信說的那樣：毒氣室是由有學識的工程師建造，孩子被受過教育的醫生毒死，嬰兒被訓練有素的護士謀殺，婦女和孩童被受過高中和大學教育的畢業生射殺（見P98）。對此，校長的請求是：永遠不要用你們的辛勤勞動，去栽培孕育出學識淵博的怪獸，身懷絕技的瘋子，或者是受過教育的納粹，而是幫助學生做一個有人性的人。

　　我覺得著才應該是教育的本質。

　　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認為“過于空洞，過于理論，過于深奧的東西，對于學生將來的生存和發展，究竟有大多的用處？（曹先生語）”而將其取消，培根也說過：“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透，數學使人精神，物理使人深沉，倫理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使人善辯……”每一個學科都有其特點和作用，我們面對教育時，不能用實用主義和工具主義去衡量教育效果，否則離教育的本質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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