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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批評的旨歸修辭論轉向下的文學論文
摘要：通過梳理敘事批評的兩次轉向，可以發現，敘事學研究是敘事批評傳統中的一個“典型”，而修辭性是敘事批評的旨歸。當代敘事修辭批評以文本的修辭特性研究為基點，注重批評視野的擴展和方法上的綜合，極大地豐富了敘事批評，但從另一方面看，它也帶來了難以解決的難題。
關鍵詞：修辭性；敘事批評；敘事學
一、敘事批評的轉向
小說的敘事學研究是近些年文學批評的基本范式。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法國的結構主義敘事學因不滿于傳統小說批評的主題學和社會學研究，著力對作品的系統和結構進行科學性研究；但因其只注重作品的靜態結構和共性特點研究，忽略它的復雜性和差異性，而遭到了評論家的批評，因此進入90年代后，敘事批評再次發生轉向，并引起了敘事學研究的新革命，西方有學者稱之為“敘事學的小規模復興”。北京大學申丹教授在《語境敘事學與形式敘事學緣何相互依存》中曾就此問題作過探討，認為有關敘事學的發展學者們一般都持進化說的態度：
“要么從結構主義敘事學進化到后結構主義敘事學，要么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要么從結構主義敘事學到文化與歷史敘事學，要么從‘嚴格的形式主義詩學’到‘語境主義敘事學’，要么從形式研究到注重實效的、以性別為導向的、意識形態的‘超越形式’的研究，要么從傳統敘事學到后現代敘事理論。”但“敘事學”這一術語雖然作為對興起于法國的敘事學研究的描述確實有一定的針對性，而使敘事批評發生“偏離”的“主義”或“理論”本身如果也被引入敘事學研究的討論之中，不僅容易引起誤解，而且是比較可怕的。申丹教授曾在論及解構主義與敘事學的關系時這樣寫道：“把解構主義本身視為敘事學的新發展則忽略了二者之問的根本差異：敘事學有賴于敘事規約并在后者的范圍內運作，而解構主義則旨在推翻敘事規約。”因此，厘清敘事學與受各種“主義”和“思潮”影響的敘事批評轉向之間的關系很有意義。
眾所周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研究對象是敘事語法、敘事結構、敘事視角、敘事時間等等。從學理上說，敘事學主要是通過總結文學敘事的規律，從千變萬化的敘事文學作品中抽象出某種敘事規則，如普羅普對俄國民問故事的結構形態的研究、熱奈特的《敘事話語》對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敘事時間、敘事頻率和敘事語式的探討，格雷馬斯的矩形語義方陣和列維·施特勞斯的神話研究。這些理論家以語言學研究為前提，以藝術形式為對象，確立了意義穩定的二元對立關系，并進而尋找文學形式構造的內在規律性，或者說，是從眾多個性文本中尋求共性敘事規則。在他們看來，文學的“文學性”就在于形式，無關乎社會、歷史和意識形態等因素。
在尋求對文本進行科學性分析的同時，結構主義敘事學將注意力由文本的外部轉向了文本的內部，或者說拒絕了傳統敘事批評對作品內容的細讀，而開始了對作品形式的研究。同樣，也正是對結構主義敘事學所“拒絕的”拒絕，后結構主義敘事學重新將研究視野轉向了意識形態以及文本外的社會歷史語境。他們拆解了結構主義者提出的建構穩定意義的二元對立關系，強調作品意義的創造性及多元性，認為如果多種主題寄寓于文本的同一敘事模式之中，就表明一種敘事模式不可能只對應于一個主題。進一步看，如果一種模式能衍化出多種主題，那么這種敘事模式并不具有終極性地位，且這種終極性的敘事模式不過是一種純粹的先驗預設。任何一種敘事模式，在不同的文化政治歷史語境中，完全有可能表現出多樣化的意義內涵。
從某種程度上講，敘事批評的“外一內一外”轉向從歷時性角度看是一種發展，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講，這種對轉向標準的“內”和“外”選取過分武斷。作品的形式并非如傳統敘事批評所認為的外在于作品，而恰恰是它的內部作品的內容卻時常把意義指向作品的外部。或者可以說，作品的內部與外部之爭，向內或者向外的轉向，只是理論上的口舌之爭，二者之間的對立是從來都不可分的。正是基于此種考慮，筆者認為，敘事學相對于傳統的敘事批評和當代敘事批評是一種“典型的”敘事批評，它在突兀“形式”研究的同時，其他的因素相對淡化了。如果把敘事學影響下的文學批評放置于整個文學批評史，可以看出，傳統的敘事批評在關注文本內外的同時，強調了外部，而敘事學批評則只關注文本的形式，完全忽略了文本的外部(社會語境)；當代敘事批評在意識到并積極更正結構主義敘事學批評中存在的問題的同時，把視野重新聚焦于文本的內外之間的關系。戴衛·赫爾曼曾指出，當前的敘事研究“最根本的轉換是從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與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視故事的文本，也重視故事的語境。籠統地說，敘事理論家們的重點越來越集中在這一點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由其形式決定，而是由敘事形式與敘事闡釋語境之問復雜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因此，核心問題是故事的策劃方式及其所引導的故事處理策略之間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結構主義敘事學是對文本形式的單向度強調，而當代的敘事批評并不完全排斥它關注的敘事模式在文本中的呈現，而是在繼承結構主義敘事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更關心敘事模式在具體的文本語境中的特性。它不僅全面轉向敘事語境和闡釋語境，更將敘事研究與其他相關新興學科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使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多元時代，從而大大拓展了敘事批評的生存空間。因此可以說，敘事學研究只是敘事批評傳統中的一個“典型”，而兩次的批評轉向是敘事批評發展的必然。
二、修辭性：敘事批評轉向的旨歸
在敘事批評的“外一內一外”的轉向過程中，敘事的修辭性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論題。尤其是自上世紀中葉以來，敘事批評的修辭性研究幾乎成了文學評論界的一門顯學，如韋恩·布思的《小說修辭學》、西摩·查特曼的《敘事術語評論：小說和電影的敘事修辭學》、米歇爾·卡恩斯的《修辭性敘事學》及詹姆斯·費倫的《作為修辭的敘事》等都提出過這種修辭性敘事觀，他們在堅守“敘事學”基本觀點的同時，積極地把修辭學引入敘事批評，采納從女權主義到精神分析學、從巴赫金的語言學到文化研究等其他理論流派的典型觀點，并整體形成了“敘事修辭學”研究的大語境。
但追根溯源，“在某種意義上說，修辭批評可以融人文學批評，文學批評也可融入修辭批評，而二者都可以融人某種形式的文化批評”。這里，因為文化轉向對文學批評的影響不是本文重點，因此不再展開。但文學批評和修辭批評之間的關系卻是比較久遠的。或者說，文學批評的最早形式是修辭學，而且從古代社會到19世紀一直是批評分析的主要形式，它主要考察人們為了達到某種效果而建構話語的方式。伊格爾頓在《文學理論導論》中也曾就此問題進行過探討，認為對于許多評論家來說，為了反對文學批評的形式主義，敘事批評需要一種新的修辭批評，即把整個社會的話語實踐作為人類相互作用的一種形式，視之為歷史和文化的構成、倫理和哲學思想的體現，且“作為活動的形式與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較為廣泛的社會關系是分不開的”。詹姆斯·費倫更是直接提出，“修辭是作者代理、文本現象和讀者反應之間的協同作用”。具體提出敘事修辭批評概念的是瓦特·菲希爾，他認為敘事修辭批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個解讀和評估人類文化交流的方法，是人們能夠評判、斷定某種具體的話語是否給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提供了一種可靠的、值得信賴的、實用的思想與行動指南”。回顧敘事的修辭特性在文學批評中的作用，可以知道，修辭性其實直是評論家關注的焦點，而且是隨著敘事批評的發展逐步登上了批評舞臺的。
在傳統的敘事批評中，修辭主要是指評價話語的勸說效果和作家用于以自己的觀點來引導讀者的方法。但是，在以再現和反映論為核心的傳統文學觀念中，文本常常被還原為某種社會現實或心理現實，以作品之外的世界為參照系去解釋與評價作品。因此，批評家不可能產生明確的修辭意識，文本的語言、文體、敘述方式等修辭性因素必然被視為一種服務于內容的“外衣”。 對于結構主義敘事學來說，修辭研究主要是一種純審美的觀照。它們雖然注重藝術形式的修辭特性，努力探索作品敘事在修辭層面的結構和體系，卻相對弱化或者取消了文本“意識形態修辭”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如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對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敘事時間、敘事頻率和敘事語式的研究，達到了幾乎微觀的程度，但過于精細的語法化分析只揭示了修辭特性的描述層面，或審美修辭特點，而忽略了意識形態修辭的力度和意義。
與前兩者相比，當代敘事批評者們對修辭性的關注是不言而喻的。他們認為文本的意義體現為故事內外的各種關系，需要通過讀者的閱讀行為與作者的視野不斷融合，在“協同”下創造出文本意義的多層次性和復雜性。這種觀點旨在突破結構主義敘事學對作品的純美學審視，而關注作者與讀者經由了文本的連接所產生的相互關系。卡恩斯在他的理論宣言中這樣說道：“就修辭性敘事學而言，我旨在通過問這么一個中心問題來有力地推動敘事學向修辭學轉向：‘敘事文中的各種因素實際上是如何作用于讀者的?’并通過采用言語行為理論來解答這一問題。’’
這里，我們暫且不提卡恩斯是如何采用言語行為理論分析的，而是選取為大家所熟知的敘事視角和修辭效果評價兩個方面進行同步論證。首先，敘事文本中的敘事視角問題，因為文學作品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由誰來講和從什么角度來講的問題。敘事視角是敘事者的所見所聞及其價值觀表達的焦點。選用敘事視角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敘事者(作者代理)的價值觀或是對事件、人物的態度與評價。對敘事視角的選擇，可表明作者或敘事者(隱含作者)對敘事的介入程度，及其對人物和事件主觀和客觀的態度與評價。因為“隱含作者是敘事意識形態的載體，是更有可能把意識形態帶入主題作用的有標記的事實”。因此，閱讀就是接受隱含作者的邀請，按照特定社會程式來閱讀作品，從而達到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默契。
其次，敘事作品的修辭效果評價問題。從修辭意義上看，敘事就是指某人在特定場合出于特定目的給特定的讀者講述某個特定的故事。所謂“修辭”指的不只是手段(如修辭格及隱喻式轉義的運用)，更是目的(傳達知識、情感、價值、信仰等意識形態并由此“勸服”讀者)。而這個敘事的“目的”就是作品的道德意義、價值觀、政治功能等多維度聚合的中心，是用以說服讀者的意義所在。這種通過以敘事的多維性來觀望個體生命中的倫理之維，進而來了解敘事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的方式叫“復敘事”。
簡言之，轉向后的敘事批評不僅走出了單純語法分析的“簡單化”批評局面，不再囿于文本的內在技巧，而且還以多學科對敘事學研究的滲透來發展敘事批評，通過運用敘事學的術語和方法進行倫理、意識形態等批評，以歷史與美學相結合的眼光，考察歷史文化語境如何建構出某種敘事模式，又是如何把這種敘事模式加以修辭化的。
三、敘事修辭批評的積極意義及存在的問題
眾所周知，在當前的文學批評視野中，被普遍關注的是文學的“走向”、“思潮”及種種“主義”。即使是對文學作品進行研究，也往往被作為“個案”納入多種多樣的當代批評視角中去，而這些批評視角對文本進行觀照的理論依據及方法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現代哲學和文論，如結構主義、現象學、闡釋學批評、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接受美學及精神分析等，以此對當前文學創作進行多維的思考和評介。這種多元化的批評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強了敘事批評的力度，開拓了讀者的視野，為人們把握審美和藝術顯示了寬闊的前景。它表明，在審美和藝術領域，不應只允許唯一權威話語的“獨白”，而應讓種種不同聲音參與“爭鳴”，形成巴赫金提倡的“雜語”局面。對于敘事批評而言，這是從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單向度走向當代敘事批評的多維度，是方法上的“視野擴展”，和批評走向上的“綜合”，它意味著從以政治或審美本質為中心的單一分析轉向對文學的多重屬性的綜合研究。它將文學的審美分析與政治、經濟、社會、商業等屬性分析結合起來。
相對于以前的一些批評方法如敘事學及形式主義批評方法而言，它們由于相互對立，容易固定于一“點”而忽略其他方面。由于過分強調藝術作品的自足，而否定其他批評的合理性，也使這種批評方法走向了“固步自封”的怪圈。當代敘事批評的修辭觀則避免了各種批評方法的相互排斥，使得在解釋文本時既確保某一方面的修辭特點能給以最大的關注，同時也注意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本修辭性在敘事中的更大修辭效果。
但是，這種由“一”向“多”的演進在豐富了敘事批評的同時，也暴露出一個或隱或顯的認知危機：如果各種理論流派和美學觀點都僅僅滿足于孤芳自賞或自言自語，那么，所形成的所謂的“雜語”對話局面本身就成了當前敘事批評的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即“使不同理論及其沖突的真正意義在‘一勺燴’中相互抵消了。于是，我們都成了‘饒舌的啞巴’。或者說，文本的意義被嚴重地肢解了。例如，結構主義敘事學造成的美學和倫理學的分離，使得敘事批評未能兼顧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對文本內部的意義生成始終都持有“簡約化”的認知理念。但是本著努力克服語言學分析興起后引起的敘事和價值的分離，敘事批評的“復敘事”研究難免會對文本的意義進行“擴張化”處理。因此，如何在批評實踐中避免敘事研究上的某種有意無意的極端，從而保證意義的充分闡釋，便不能不成為敘事批評始終要加以關切的問題。
再者，就文學創作本身而言，在經歷了19世紀的“現實化”和“典型化”創作頂峰后，20世紀以來的作家開始追求“非典型化”創作，如意識流小說、現代小說、后現代小說，等等；不同文體的小說陸續登場，文學創作的標準不規范也不統一，類型和文體多樣而且繁雜。“這是一個沒有任何一個流派真正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是一個沒有任何一種文體或審美方式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可以說，傳統的人物形象審美批評似乎也伴隨著傳統小說的死亡和典型論的過時而退出了批評的話語世界；結構主義敘事者們面對無情節、無中心的故事及刻意張揚敘事的虛構性的元小說也是無能為力。基于這種認識下的敘事批評，致力于研究敘事的不同文體特點，強調文學作品的意義及效果是順應發展的要求。它認為文學批評活動應建立在對文本修辭進行細讀的基礎上，因為更進一步的社會批評、文化批評、心理批評必須以此為基礎。從這個層面看，敘事批評努力探索一種以敘事的修辭性為主的多學科交叉滲透、適合當下多元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研究很有意義。
但是，敘事批評在修辭學的轉向下發生批評范式的改變，既要避免庸俗社會批評，又要探討蘊涵于作品中的審美修辭和意識形態修辭之間的張力；不僅要指出作為話語存在的一切文本與文化語境的互賴性，還要間接而深廣地指出話語作為修辭性文本存在是人生存智慧性的體現。這就出現了一個新的難題，即如何能辯證地把握“修辭性”對于敘事的意義將是敘事批評的一個充滿挑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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